农村做饭烧的是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土坑取暖也要用柴烧，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柴要到20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平凹睡到半夜，以为天快亮了，就爬来去砍柴了。等他砍柴回到家，天才麻麻亮。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那里有我个本家，我叫他虎大大（叔叔），平日里来往的少，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偷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他怒吼道：“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
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多装点柴，赶快回去吧。”
上学时，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小，坐在第一排。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就是到河边去搬石头，填学校门前的大坑。平凹每次扛的石头都不小。
平凹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平时除了干农活外，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他坐在门槛上，手里捧着书，鼻孔里淌着鼻涕，谁从他身边经过他头都不抬。
念书时，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给人起外号，我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是指平凹人小学习很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是，命运把我们推向农村劳动。平凹比我还多一份难以启齿的痛苦，他父亲在“文革”中被诬陷为胡宗南的特务，经常受批斗，每次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绳深深地勒进他父亲的胳膊肉里，形成一道道沟壑……
贾先生的散文《祭父》表述：“文化大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拮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反革命关进牛棚。后来，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住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了！”放声大哭……
这些家庭突来的变故，对年幼的平凹心里上的创伤是很重的，他只有更加卖力地劳动，歇晌时埋头读书。
平凹在农村的时候，有人给他说过媳妇。平凹当时在修水库，媒人安排平凹在家和那个女子见面。女子的母亲嫌平凹个子低，衣服也不整齐，没有同意。后来，平凹告诉我说，他对那次见面也很消极，见面仅是为了媒人的面子。他偷偷暗恋着修水库的一位女子，却因害羞没敢表露……
过去，农村经常有一些招工机会，始终轮不到我和平凹这些没有关系的人，只能去当兵。我前两次都没通过，直到1970年冬天，才被选上。平凹是平板脚，体检没过关。我当兵的第二年，平凹给我写信说，他被推荐到西安上了大学。
如今我和平凹的身份如今相差很大，友情依然在。我打他的电话只要“喂”一声，他就能分辨出是我，无论他是在干什么，都会搁下和我聊上半天。
我们又问他：“你和贾平凹一个村又是邻居。人家都是大作家当官了，你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