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举报“房妹”只是一个突破口，“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翟家都参与其中，翟振峰才是主角。”
“一窝蛀虫”胃口更大，查处更难
“围观‘房妹’案让人觉得，中国还处在关系社会。每个人都恨腐败，但又享受‘关系’带来的好处。我们信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全家腐’。”在新浪微博上，有网民这样评论。
在专家眼中，“全家腐”的危害性更大，也更加隐蔽难查。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的定义，家族式腐败，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其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
“就是所谓的‘好处均沾’。”任建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腐败的动机一般是攫取财富，而此类官员不仅为自己，也为其家庭攫取不义之财。另一方面，行贿者可能‘绕过’官员本人，而向他身边的人施展‘公关’，久而久之，家庭成员自然卷入到腐败当中。”
记者梳理近年来的反腐成果后发现，腐败场上“全家齐上阵”的现象，并非“房妹”案所独有。
比如，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曾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曾利用职权为儿子开办的公司牟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曾纵容妻儿借“顾问费”、“分红”等名义，收取某制药公司财物292万元；河南省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秦某因贪腐被判死缓，其妻、儿、女婿等9人，也先后因涉嫌贪污、受贿、窝赃等罪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2011年6月，有北京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根据《检察日报》官方网站正义网公布的贪官档案数据，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达到81%。
“官员以为这是在给家人‘谋好处’，实际是害了家人。因为家族式腐败属于群体犯案，只是成员限于家庭内部而已。”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任建明提示，“一窝蛀虫”的贪腐“胃口”往往更大。
“试想，如果没有家人‘协助’，翟振峰一人肯定不敢登记31套房。”他说，家族式腐败的一大“功效”，就是分散风险，同时，也令个别官员贪腐的胆子越来越大。“以社会关系为中心的贪腐网，衍生出去就呈辐射状，有扩散效应。”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教授也表示，在贪腐规模上和金额上，“一窝蛀虫”多超过“一只蛀虫”。
隐蔽难查，似乎也在令反家族式贪腐陷入迷局。
据人民网2010年11月报道，有专家根据牟利方式，把家族式腐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儿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第三类是官员在位时施惠于商人或下级，希望“照顾”子女，间接捞钱；甚至等自己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
前文提到的检察官也在同一访谈中披露，据统计，有60%的贿赂是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
“这都说明，家族贪腐的隐蔽性越来越强。个别官员已不满足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要对权力进行深层次挖潜，形成权力产业链，提高权力的附加值。”人民网的上述报道称。
报道同时披露，反贪机关认为侦破“家族式腐败”的难度更大。“办案人员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在利益和亲情的捆绑下，犯罪分子容易结成紧密的共同体，订立攻守同盟，采取伪证、串供、转移赃款赃物等行为，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