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上学期，关凯元被分在文科重点班，班主任规定早上必须7点10分到校，而其他班级的规定是7点30分。
关凯元认为，校规里没有7点10分必须到校这一条，班主任不能做这样的规定。他住的离学校并不远，但他故意每天7点30分踩着上课铃声进教室。当时班里规定，三次迟到算一次旷课，那个学期，关凯元被计了几十次“旷课”，最终他被叫到政教处，通知：下学期从重点文科换到普通班，并在全校几千人大会通报批评。
关凯元感到委屈，自己并没有真的迟到或旷课，仅是为了对抗不合理的班规，而且，因为所谓的“迟到”原因，将他从重点班换到普通班，却没有给他一个个申辩、质证的机会。
“这是强权。”如今回想起来，关凯元脱口而出。
他说，他当时就想过要维权，不过高考在即，他选择了屈服，还为此每月写一篇思想汇报，连续写了整整一年。
有段时间，他很悲观，不跟任何人说话，“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讲理的地方”。上大学后，他一度沉溺于网络游戏，德州扑克玩到了600多万筹码，《英雄杀》到了20级——这是被封为“大神”的成绩。
但大学里自由、独立的氛围也让他渐渐找回了自我。关凯元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是哲学家萨特和作家鲁迅。萨特的绝对自由主义，是他的追求;鲁迅敢于并勇于斗争的精神，让他“心有戚戚焉”。
“是你们太不认真”
从关凯元所在的涿州校区，到起诉孔庆东所需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往返200多公里路程。关凯元早上6点起床，先花20块钱打黑车到汽车站，又坐了1个小时长途汽车，到北京市六里桥后，再转乘公交前往。
这样的路他跑了三次才完成了立案材料递交。第一次材料不全，第二次是诉状有错别字，直到第三次，才算完整地递交了立案材料。
关凯元回忆，立案时一位中年女副庭长接待了他，并告诉他，“法院对于名誉权案件很重视”。
但一切进行得并不顺利。
曾有一位法官联系他，说对方否认辱骂事实，希望调解解决，关凯元不同意，这位法官说：“你们年轻人，太认真，太爱较真。”
“是你们太不认真!”关凯元回答。
最后这位法官直接挂了电话。
2012年9月，关凯元进入大学三年级，从涿州校区搬到了北京校区，此时，距递交立案材料已过去3个月有余，但案子仍迟迟未立。
关凯元再次前往海淀区法院纪检组投诉，未果;他便直接去找了海淀法院院长，“案子材料递上去那么久了，也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这样拖着符合法律程序吗?”
院长请他回去，并答应“会协调”。
2012年10月底，关凯元就接到了立案通知，11月22日，法院寄来了开庭传票。但关凯元并没有太过兴奋，他觉得，立案已如此艰难，要胜诉更加“心里没底”。
事实上，在起诉起诉孔庆东的同时，关凯元还在与一家诺基亚手机销售商“死磕”着。
关凯元花1090元买了一部诺基亚手机，在回学校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屏幕就花了。关凯元记得，曾在央视上看过诺基亚的一个广告，里面把诺基亚手机经摔作为一大特点来宣传，但他的手机摔了一下，就无法正常显示，说明：要么是手机质量有问题，要么是虚假宣传。
关凯元先是把销售商告上法院，事前销售商愿意赔款解决，他不接受，开了两次庭后，他突然发现弄错了起诉对象，应该起诉生产商，于是第三次没有出庭，法院便视同撤诉。
“他总是想突破现有的规则，试图建立自己的规则。”关凯元的好友景昊说，“他现在还在酝酿起诉诺基亚，想打一场国际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