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监督红会为己任的社监委，自己却陷入了信任危机。有委员甚至担心，没有根据的质疑如果再继续，社监委的工作将难以持续。
社监委救不了红会
据介绍，社监委16个委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监委工作，不从红会领取报酬，但社监委的工作经费由红会承担。
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可对红会战略发展计划提出意见；对红会的财务、捐赠、项目以及整个流程进行监督；应公众要求，对涉及红十字会的重要事件进行调查；负责接收民意转交红会等。
因此，社监委的成立被寄予厚望，认为可以避免类似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多家媒体的报道中提到，今后再发生类似郭美美的事件，“将有独立的第三方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也会更客观。”
在委员王永看来，社监委成立半年来，确实做了一些事。成都红会捐款箱长毛事件，是社监委介入调查的第一起较有影响的事件。
“事情查实后，我们要求红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全国的捐款箱进行排查。第二件事是要求红会出台捐款箱管理办法，以及合作伙伴的管理办法。”王永认为，社监委对红会的监督是从点到面，更利于促进红会工作的廉洁高效透明。
他表示，很多人说社监委在芦山地震期间专门辟谣，“可是网友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假的那当然要澄清啊。难道澄清就成了专门为红会辟谣的公关部吗？”
但对于“辟谣”，多名委员并不赞同王永的观点，反而认为有些不妥。
王振耀表示，社监委不是红会的信访机构，“我们不能代表红会向社会做任何解释，我们的工作不该是这样，红会也没授权我们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辟谣解释。”
他认为，社监委接到的来自于红会的授权，只是为红会提供监督、提供意见等，公众有意见可以通过他们来转给红会，“红会的信用不能靠社监委来挽救，社监委只是帮助红会的一点点力量。”
身份定位存异议
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以志愿者身份监督红会的机构，却深陷质疑漩涡。
这种现象的发生，在王振耀看来，“实际是社会上对社监委的功能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质疑者把社监委的定位弄错了，把社监委当成了类似纪委的机构，这就给社监委赋予了极高的职能。”
尽管社监委章程明确，社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机构，以第三方身份对中国红十字会有关工作进行监督。”但王振耀认为，社监委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监督机构，委员不是社会投票选出来的，而是受红会邀请而成为委员，“大家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义务帮助红会完善自身，而非大家想象中的独立第三方机构。社监委没有注册，也没有独立的法人代表，何谈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呢？”
王振耀的看法得到多名委员的赞同。社监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社监委是红会为加强自身监督，邀请社会各界专家而设立的相对独立的机构。
“它应该沟通社会监督红会，而不能代表红会。它的监督功能目前是红会授予的，不能说是社会授予。”杨团表示，社监委只是相对独立，而非完全独立，且完全独立的社会监督慈善组织的机构在中国现在没有。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认为，社监委的很多制度还没建立起来，对社监委的质疑也主要集中在成员产生、构成及社监委与红会的关系等方面，不过如果仅因为红会出经费，就判定社监委不独立，这是不成立的。“法律法规明确基金会的审计评估费用都由自己支付。但作为社监委委员，在社监委成立前与红会有合作没问题，但成立后绝对应该避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