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矛盾凸显之时，管理创新之机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日益成为执政之要，社会自治与自我管理不断完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热情高涨、渠道广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
矛盾凸显期倒逼执政理念之变
2002年，当我国人均GDP近1000美元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就曾指出，这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有可能加剧。
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宁夏行政学院副教授魏向前称，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新阶段，沉淀性和新生性的社会问题都出现并纠结在一起，这种阶段性的社会特征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难度。
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促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社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此后几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一系列特大自然灾害、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世界用复杂的眼光观察中国会不会落入“拉美陷阱”。正是在这样复杂的世情、国情、社情下，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开始进入各级党委政府视野。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管理”。2011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及其创新”被列为讨论主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2011年8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从“治安”到“管理”，一词之换，意味深长。
呼应中央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系列决策，各地积极顺势而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重点问题，纷纷着手对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如辽宁省“倾听民生、为民办事”的“民心网”联网工程；浙江省杭州市党委政府的“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的决策及考评新机制；江苏南通市“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覆盖城乡的六级大调解网络等等。
社会管理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今年3月，江苏省南京市出台《关于建立幸福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意见(试行)》，明确用“幸福指标”考核区县和部门的工作。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委员会书记许宏表示，这是为了倒逼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百姓办实事上。
直面矛盾、理性解决冲突、宜疏不宜堵，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基层党委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选择。近年来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许多地方的党委政府都能保持克制与理性，开启对话与协商的平台，积极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推动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成长激活社会自主发展
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2007年成立，在建邺区民政局注册。“只要与农民工有关的，如工伤维权、讨薪、子女教育，我们都‘管’。”中心社工翟荣芳这样描述她的工作。没有惊天动地，仅靠一点一滴的累加，在不到4年里，3个80后专职社工撑起的民间组织服务流动人口达10多万人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说，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不断扩大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