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激增。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万多个，其中社团25万多个，民办非企业组织20万多个，基金会2500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将不同的社会工作承担、对接起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
尽管如此，我国社会组织发育还很不够。据民政部门统计，如果按人口比例算，我国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法国的1/90，美国的1/40。而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和社会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当前，培育社会组织、激活社会力量，成为各级政府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一些地方放宽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实行直接登记，并由政府购买服务。浙江省宁波市组建全国首个外来务工人员志愿者总队，全市现有志愿者70万人，外来务工人员注册志愿者近2万名。同时，全市3年投入资金1100万元，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400多个，满足社会差异性需求。
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成长离不开社工。今年4月，中央19个部门和群团组织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该规划针对社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提出要实施好10项重点工程。
广辟渠道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决策
2011年3月，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多位知名人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事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场“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的活动随即展开，不少南京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系上了绿丝带，表达自己的不舍和反对。随后，南京市政府正面回应，表示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
今年4月起，吸取移树事件教训的南京市探索在重大市政工程开工前实施“绿评”。这一探索让公众真正参与到城市管理之中，有效解决了城市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人们通过意见表达参与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常态。大到政府的财政预算、城市规划、改革方案，小到社区建设、污染治理等，公众均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愿，而参与的方式则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逐渐从“激情”转变为“平和理性”的参与。
网络的发展为公众的理性参与提供了更丰富的渠道。2006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在网上公布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曾收到近20万条网民意见。2011年3月公布的车船税法(草案)二审稿对原草案进行了大幅调整，这也与开门立法征集来的大量网民意见密切相关。
为推动服务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杭州市近年推出开放式决策：市委全委会、常委会邀请基层党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和媒体列席，并进行网上直播。
正如一些专家所言，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有能力化解矛盾并实现动态稳定的社会。通过正常的理性渠道不断释放社会压力，就不会形成矛盾的积压与叠加。公众的理性参与只有获得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回应与互动，其能动性才会不断提升。
当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我国公民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依然任重道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我们现在提倡公民教育，就是要让公民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必要的维权能力，这是社会自治能力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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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综治办主任 谭学军
让亿万流动人口把他乡当故乡，是社会管理的一大难点。而在首批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的湖南省长沙市，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正在改变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调查显示，现居长沙的流动人口94.5%喜欢这个城市，87.4%表示愿意融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