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各国民意对待死刑的态度都在不断变化，且并不完全与国家是否“废除死刑”相关。根据美国犯罪学家和刑事司法专家齐姆林在《美国死刑悖论》中的描述，关于死刑的民意（public opinion）向来都是复杂且矛盾的，公众对死刑的态度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论文《遏止犯罪、生命价值与死刑：台湾民众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同样显示：对死刑是否具有扼止重大犯罪作用以及是否认为生命是尊贵的，以及监狱是否具有感化、教育的功能，都是影响民众对死刑态度的重大因素。
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美国支持死刑者的比例明显下降。在1972年费尔曼案（Furma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死刑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观点后，公民对死刑的支持态度随之增加到三分之二。根据飞落民意测验，20世纪80年代对死刑支持多呈上升趋势，在世纪之交又下降到65%。与之相反，早在1965年即废除死刑的英国在1975年民意测验时，依旧有82%的公众赞成死刑；而当法国议会于1981年10月9日通过法案宣布在法国废除死刑，并签署了所有关于废除死刑的国际承诺并将其列入宪法时，高达62%的民众持反对意见，最终依旧没能扭转。
与挪威将免除死刑从刑法典上升至宪法相同，欧洲的死刑答题都是从刑事司法问题转变成为政府权力的宪法性限制问题的。因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各国在政府会议中都能够免于探讨重新采用死刑的问题。
根据2011年，意大利贝加莫大学及那不勒斯大学的数位学者合作撰写的《论欧洲和美国的犯罪率：解读“不幸的逆转”》，在1970年-2010年间，欧洲的犯罪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美国却处于下降的状态。尽管如此，仍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犯罪率的上升、监狱数量缺乏造成的困扰会波及各国的死刑问题。正如法国驻欧洲理事会曾表明的态度那样：“在目前落后主义和狭隘主义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这份文件的签署强化了我们人权国家政策连贯性。”
杀77人的挪威人布雷维克不仅不死，甚至仅有21年的刑期——平均每杀一个人只用坐不足100天的牢，这难免令人感觉不可思议。但正如挪威司法部副部长所言：“我相信所有的讨论都能够说明，我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刑罚制度。”（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