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耳熟能详的先秦寓言里，他竟然能从中解读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经济思想；从文人们热切捧读着的传统文化读本《老子》里，他以超乎寻常的独特视角，研究出耐人寻味的“经济理论”；对于老百姓关心的“幸福指数”，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经济学观点……正是这样的独到，这种追求，这种精神，让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成果，也使刘正山成为了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
作为商洛人的刘正山，他的经济学研究独树一帜，在天南地北商洛人当中，被熟悉他的人们归结为“刘正山现象”。
一、在东北财大，他渐露头角，有望成为经济学人
刘正山当初能考上大学，没有出乎亲朋好友和老师同学的意料。在他出生的“一山未了一山迎”的镇安乡村，看着他长大的乡亲都认为这孩子将来会有出息的。然而当刘正山拿到东北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喜悦过后，却为学费、生活费发了愁。刘正山清楚，上大学就意味着要“接受两个考验”：既要完成学业，还要经受“经济”考验。学经济专业，经受“经济”方面的考验，这使刘正山的思维比别人有了更多取向。他告诉记者，东财读书的时候，本科阶段基本上是为了“生计”才写论文的。因为家里穷，上大学的学费是贷款和筹借的，没有生活费，写论文，可以赚稿费。
学生时代就写论文，到处发表，这是怎样的节奏，又是怎样的状态呢?刘正山不但没有什么快感，反而认为是一种无奈，一种被迫。然而正是这样的历练，改变了他的思维取向，为他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说到他在东北财大读书这一段，刘正山对自己能够静心在图书馆读书感到欣慰。他说，大学学得怎么样，某种程度要看在图书馆泡的时间的长短。其实，他泡图书馆久了，得到了图书馆程勉老师的赏识，这对他日后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二、从“北漂”出发，一个经济学人羽毛渐丰的准备过程
大学毕业之后，刘正山曾经有段“北漂”生涯。从到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当编辑，再到搜狐，乃至以后的几年，只是为了生计问题。他说，“好像是2001年初，我在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当编辑。搜狐E-finance部门的总经理胡彬挖我过去做财经频道的主编，我当时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就说可以先做高级编辑。大概一个月左右，我工作成绩突出，他们炒掉了当时的财经频道负责人，让我来负责。”正像他描述的，“生计所迫，找个收入高的工作”，因为当时一个月差不多有五六千元以上的收入，而事业单位的工资也就一千多元。他向记者透露，上大学借的钱，靠这个阶段的结余来还。
尽管是为了生计问题，但刘正山的兴趣在酝酿，在发酵，在内心不断延续。这个阶段的刘正山，正像一架从跑道上离开地面冲向蓝天时的飞机，自身向上冲的力量无法估量。
工作是为了生计，经济学术研究却是他真正追求的目标。刘正山介绍说：“学术的研究工作，都是业余时间，全都是兴趣。因此，研究中没有功利思想，比较纯粹，相对也就容易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专长是学术研究，便做了《中国土地》杂志的执行主编。做编辑之初，刘正山发表了几篇讨论基础理论的论文，不料，业内有几位学者看到文章之后，说要找他辩论。他自认为学术功底不佳，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也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没有系统的学习经济学。他本想在基础理论方面下些功夫，但一位老师坚决反对，理由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几十年下来也未必能出什么成果，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应该是为人类做贡献，整天在书斋里，是浪费时间。于是，他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写策论文章上。
这一次，为了“稳妥”起见，刘正山将论文寄给东北财大图书馆的程勉老师，请他指正。刘正山读本科的时候，是图书馆的常客，程老给予的帮助非常大。程老看完论文，便转交给汪祥春。汪老的评价是：文章的论证不容易让人看懂，但观点很独特，跟市面上的不一样。程老便跟汪老说，这孩子很好学，可惜一直没有好的指导老师，要不，你就收个弟子?汪老同意了。就这样，刘正山成了汪老的弟子，尽管尚未谋面。
汪祥春生于1918年。1947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学，读博士，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兰克.奈特、埃弗塞·多马等大师，1949年回国，50年代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论文。“文革”结束之后，年过六旬的汪老，积极倡行现代经济学教育。刚恢复高考时他就倡导学校设立“工业经济学”专业(即产业经济学)，并成为全国产业经济学的首批博士生导师。
当时，刘正山想将杂志的约稿面扩大一些，便与汪老商量。他介绍了两个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后来，刘正山才知道二位是也汪老的弟子。
刘正山想继续读书，便与程老商量。程老说，汪老不是已经收你做弟子了嘛，直接读他的就好了。于是，他带了几篇新写的论文登门拜访汪老。汪老说，“我年纪大了，只能收最后一次博士生了，你就做关门弟子吧。”
报名之前，刘正山接到程老的电话，说汪老专门登门找他，表示自己年纪太大了，记忆力衰退，很多知识都想不起来了，或许有老年痴呆的迹象，担心没有将刘正山带完就走了，希望由他的学生带，并强调，已经收过刘正山做弟子了，这个是不会更改的。
在做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刘正山受到了汪老等名家的深深影响，比如，对于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捷径”。首先是抓基础，尤其是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如果对基本的概念和基础的理论缺乏深刻的认识，理论大厦便是建立在沙滩之上。其次，抓住经济问题的核心，比如价格理论。
三、寻找差异化，做最前沿的学问
刘正山经济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幸福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方面，而且，所做的基本上是最前沿的。
2007年1月，刘正山出版了他的《幸福经济学》论著，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幸福经济学》论著。在2008年《光明日报》理论部与《学术月刊》编辑部评选的“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这部专著被作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快乐和幸福”领域唯一的代表作列入。《科技日报》、《中国社会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刘正山是“国内幸福指数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有幸福经济学的提出者之称”。
由于对幸福经济学领域的较早介入，2009年，刘正山应邀参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主持的幸福指数课题组(先后更名为福祉指数、民生指数)，该课题列入全国人大“十二五”规划调研的15个重点课题之一。并数次代表课题组接受《南风窗》杂志、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
刘正山与不丹王国GNH委员会秘书长卡玛·塔斯蒂姆
2013年，刘正山应邀为当时的不丹王国首相吉格梅·廷莱的演讲集《幸福是什么?》中文版撰写了推介词。他还作为中国幸福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受邀对不丹王国进行了学术访问，不丹王国前任首相利翁波•肯赞•多吉。不丹，是国际上幸福研究的先驱和大本营，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并推动了联合国大会第65/309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第65/281号决议《国际幸福日》、第67/697号决议《幸福：走全面发展之路——秘书长的说明》等文件的出台。
刘正山与不丹王国前首相利翁波•肯赞•多吉夫妇
在家中接待外宾，为国际交往中最高规格
与此同时，刘正山在土地史方面的研究，也是最前沿的。他独立完成的专著《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入围新华网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候选书目及2014年度腾讯·商报华文好书备选书单。《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下)》，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了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提名奖、辽宁省优秀图书奖。刘正山的博士后导师韩俊，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为《大国地权》一书写的推荐词全文为：“我的学生刘正山，花费了七年时间，将我国五千年来的土地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辨析变革背景，分析成败缘由，总结得失。并与海外土地制度改革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当今的土地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对今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土地改革史论之作，均集中于近现代。故，此书对于填补古代土地改革历史研究的空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古人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此书对于今后我国的土地改革，也具有积极参考意义。”
四、走向中国经济研究核心层
2018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时报》的专题“百名学者前瞻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刘正山作为“目前活跃在一线、有影响力的百余名经济学者”之一，接受访问。他还担任河北雄安新区的住房政策专家，是《河北雄安新区住房租赁积分管理新模式》(白皮书)等文件的起草者。
我最大的兴趣，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近乎“体”；现在做的呢，主要是政策研究，近乎“用”。
据刘正山介绍，他的主要论著，无论是《幸福经济学》，《老子经济学》，乃至《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等，全都是兴趣所在，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要发表。写完之后有出版社想出版，就出版了。他认为，这些都是以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基础的。他说：
他到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后，除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也侧重于应用研究。他说：“非常感谢图书馆的程勉老师，他介绍我认识汪祥春老师。汪老呢，又介绍我认识了周天勇。然后，参与了几十个中央相关部门的课题研究工作，四处调研，对实践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课题组的成员多为各大中央智囊团的成员、各个部委的司局级及以上的干部，成长很快。因为单纯做学术研究，容易陷入书斋。”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后来，参与吴晓灵的课题，跟着韩俊做博士后，也是接触最前沿的问题和最顶级的学者，这个非常重要。”“就如李商隐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刘正山感慨地说：“扎根在肥沃的土地上，成长就快一点，吸收的营养更多、更好。”他总结进入中国经济研究核心层，运气也是一大因素!
现在，刘正山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华文化促进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顾问，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等等。
刘正山曾担任《中国土地》杂志执行主编，国土资源部舆情内参主编。近几年先后参与全国人大、中央党校、中央农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等50多项课题研究。通过《思想理论内参》、经济日报内参、光明日报内参等上报多篇政策建议，部分成果获得习近平、李克强、温家宝、王岐山等中央领导批示。著有20多部书，参与撰写多部著作。
总结“刘正山现象”，刘正山认为，第一，学术研究不要功利化，如果为了申请课题、为了评职称、为了赚钱等，反而不大容易做好的，因为不够纯，失却赤子之心，看问题就难以直达本质;第二，要接触最前沿、最顶级的研究成果和这类的人员，反复参悟，潜移默化;第三，基础理论是最重要的，决定了以后的发展潜力，尽管这块不大容易搞通;第四，不局限于一个领域，跨界之后，更容易旁通，将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他说还要放下身段。不管是调研，思考问题，都不要先入为主。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有的不识字的老农民，见解也会非常深刻。十多年前，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思考理性这个概念是否广泛适用，因为不少人认为存在非理性。最终，在大街上闲逛，观察乞丐的行为，才将此问题想通的。
[刘正山简介]
刘正山，陕西镇安人。现在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文化和旅游部中华文化促进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顾问，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住房政策专家等。曾担任北大版核心期刊《中国土地》杂志执行主编，国土资源部舆情内参主编。后来在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著有《主观幸福感测度的困境与范式创新》(博士后出站报告)、《认知盲区的消除与企业性质及制度变迁》(博士论文年)、《老子经济学》、《当代中国土地制度史(上、下)》、《幸福与幸福指数：理论构建与计量分析》、《房地产投资分析(1-4版)》、《大国地权——中国五千年土地制度变革史》、《寓言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等20多部书。参与撰写的著作包括《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农村保障体系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