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一度有“四大天王”的说法，这也是艺术市场繁荣的直接表现，在这其中，方力钧和岳敏君作品的市场价值已大大缩水。Art News的评论者Barbara Pollack对此分析说，“他们原本应该得到美术馆的支持，但中国缺乏这样的机制，艺术家就往往因为过于高产而一直吃老本，没办法进一步创新。他们只能依靠藏家的‘垂怜’，但藏家的审美常常具有偶然性，因此他们很难维持自己的艺术生涯。”
“我认识几百个画家，签了30多个，主推也就是几个，精力有限。当代艺术家很可能过了20年就销声匿迹了，现在一些艺术家也因为市场去盲目跟风，本来有好的创意也自己放弃了，这就很可惜。”李小红在上海经营一家叫做 Nancy's Gallery的画廊已有8年，也正是她全权代理渣打银行喜爱的艺术家李月领的作品。
李小红把中国艺术家的题材分为两类，一类是艺术家对于其成长环境的真正触动，另一类则是为了引起外国藏家的关注。诸如张晓刚这样的艺术家虽然以文革为主题，但依然有很好的表现技法和功底，相比之下，很多跟风者更流于表面。“像文革这样本身就比较容易被发现，西方收藏者还比较有识别力，中国收藏者还关心艺术家是不是中央美院、是不是教授这样的事情。”
购买中国当代艺术品需要勇气。你在这里几乎找不到博物馆为西方藏家提供鉴定服务，也不会有独立评论家随意发言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是否可以保值。但依然有大批的人愿意冒险一搏。
你一定注意到了画廊所说的“题材”。在各种题材之中，“85新潮”会被频频提及。“85新潮”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创作高潮，也是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当代艺术在此时“衍为激流，酿为运动”。
艺术评论者费大为曾这样描写这段时期，“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上千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一个没有画廊、没有美术馆、没有任何艺术系统支持的环境下，以空前的热情掀起了一次深远的艺术运动。他们彻夜地谈论艺术，苦苦地研读哲学著作。为了找钱制作作品或举办展览，为了参加那些随时有可能被关闭的展览。他们的作品在展览后极有可能被充公、被摧毁，或者被扔在角落里任其腐烂发霉。他们发动全国性的串联，热衷于举办研讨会，南北呼应，办起各种杂志，传播新思想。他们讨论宏大的文化问题，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艺术的本质。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上百个激进的团体宣告成立，上千名艺术家加入进来，上百个展览在各地出现，一个比一个激烈、离奇的艺术宣言和计划被发表出来。这就是著名的‘85新潮’艺术运动。”
这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1989年2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一群画家都参与其中，展览第二天，《时代周刊》就以“孵蛋、枪击、避孕套”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这些艺术家最初群居在圆明园和东村，随后渐次迁移至798和宋庄，遭遇了艺术市场和西方话语的淬炼。
1993年，“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举行，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进入亚洲视野。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也开辟了“东方之路”展览，有十位中国当代艺术家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第一次进入西方传统的艺术品市场。此时张晓刚已渐渐为人所知。1994年，他将几幅画递给香港的艺术品经纪人张颂仁，在回信中，张颂仁写道，“这些画是你给我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再接再厉。”
从艺术家的成长来看，三十年左右时间孕育而出一些佼佼者，得到市场和艺术界的认可，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正常节奏。张晓刚发现，在西方，一个艺术家40岁还是个年轻人，而40岁以后收藏艺术的人才对他开始关注，觉得经过多年磨练之后风格渐渐成熟。“而中国的炒家不考虑这些，你是不是大师跟我没关系，我得赶快把价格炒起来，扔给有钱人，那些接手的人倒霉发财都不管。就像娱乐圈的造星运动，一再淘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