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4日，以“野狗”自居的自由艺术家方力钧被聘为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一职。本来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因为方力钧在国内当代艺术中的知名度及国家画院的显然不低调的宣传而引起很大关注。
从大学毕业就做自由艺术家，而未进入官方美术体制的方力钧，一直被认为是国内草根艺术家的代表。方力钧前几年出了一本自传式书就叫作《像野狗一样生存》，以至于“野狗”甚至成了很多草根艺术家的代名词。这种榜样性甚至有一种励志的成分，带动更多无法进入官方体制的艺术家做职业艺术家。从圆明园到东村，再到宋庄，一直不乏无数怀揣梦想的艺术家从全国各地驻扎北京。这些游离于官方艺术体制之外的“野狗”艺术家们，企图能像方力钧一样，最终能“修成正果”。从圆明园画家村一直走到如今名利双收程度的方力钧，即便他的艺术创作已日渐失去早年仅有的一点前卫色彩，但仍然有不少拥趸。
哪怕我们可以不以崇高的心结来看待方力钧的“野狗精神”，然而被代表官方美术体制的国家画院收编仍然可以毫无疑问地被看作是野狗被驯良，野性被收敛。野狗的状态至少是自由的、个性的，但野狗毕竟不是那种“永远无法融入到人类社会规范的”野狼，最终还是会渴望成为被豢养的家狗。方力钧被聘实际上是职业艺术家的“野狗精神”向世俗妥协及向利益屈就。而他戏言的“感谢招安”不妨看作是他内心的真实表露。
一流的艺术家应该是高贵的精神独行者和孤傲的艺术探索者。而以方力钧为代表的国内很多艺术家其实一直是伺机被豢养的“伪野狗”，迨至有机会，均不会放弃渴望被官方文化体制招安。他们内心里类同于精神侏儒，艺术之外的物欲过于强烈。正如外界戏言的那样，票子、房子、位子、女子、孩子等五子登科，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会落下，完全没有一流艺术家该有的那种精神上的脱俗与高贵气质，更别谈有那种一流大师内心深处睥睨天下的豪情和傲骨了。扔两根骨头，就赶紧上前叼走，是典型野狗的特性。之于方力钧，也许是恰如其分的吻合——给点好处，根本不管能否胜任以及适合与否，或者说会不会影响一直坚持的独立立场和艺术追求，分分钟都不会放过。哪怕是早已名利双收腰缠万贯，在经济上早已具备独立的资本，哪怕在江湖体制上已具备足够的话语权，完全可以不理会官方体制，哪怕是根本如同鸡肋一般的官方画院一个不在编的聘用制主任，他们内心卑微的情结始终让他们觉得如同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所以，官方艺术体制的收编，哪怕仅是象征意义上的，都会使他们有一种正名的感激，从被招安的梁山好汉到晚年勉强被官方沙龙承认的莫奈，几乎莫不能是。
对国家画院来说，与其说想请方力钧出山做点事，不如说借方在当代艺术圈的影响(如果有的话)来给他们加分。事实将被证明，以杨晓阳为院长的国家画院聘请方力钧仅仅是做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向文化部和公众表明画院的开放性，表明官方艺术体制对当代艺术的认同和接纳，以及在当代意识上的与时俱进。更潜在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向文化主管部门开口增加编制，索要更多的财政拨款和文化补助，哪里会是真正会接纳当代艺术？否则就根本不会聘请方力钧这样单纯的在外有影响的艺术家而不是真正在当代艺术研究上有见识有能力的学者了。国家画院缺乏的是能从宏观文化层面和思想意义把握当下艺术创作的研究者，是更多从思维层面和视觉文化角度思考艺术的当下意义的批评家，而不是一个作为符号摆设的仅仅单纯是艺术家的方力钧。说到底，国家画院和方力钧其实是资源互为利用，即画院利用方的知名度打当代文化牌，并向文化部要钱要粮要编制，以便扩大并享受更多利益；而方力钧则利用国家画院这个官方体制平台为他扩大影响力，取得更多的政府资源进行整合和垄断，以便为他的艺术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市场份额。以方力钧为代表的江湖体制和以国家画院为代表的官方体制终于奇迹般达成一致，形成共谋。即便仅仅是混搭，也说明了双方都认识到了在朝和在野两种体制资源的重要性。不过，无论如何，这只能是形式上的勾兑而已，而不可能是官方体制真正地接纳并承认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况且国家画院也只能代表文化部下属一个传统画院部门而根本不能代表整个政府文化体制。官方体制的保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都不会使在野状态的当代艺术从根本上被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