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兴起一股“破四旧”思潮，许多文物被当做“封、资、修”遭破坏焚毁。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当做“四旧”通通砸烂。国宝级文物眼见就要遭灭顶之灾!民族文化瑰宝何去何从?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遵照周总理指示，将人民大会堂的文物撤下来封存，进行“红色革命化”，避免了一场劫难。
周总理坚拒破人民大会堂“四旧”的无理要求
1966年9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的电话，要我17点钟赶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在二楼会议室见我，主要是交代人民大会堂的“红色革命化”布置工作，具体情况到那里再说。我不敢怠慢，及时赶往人民大会堂。
那时，社会上盛行一股“破四旧、树新风”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肆意横行，到处进行打砸抢活动，许多文学书籍和历史文物惨遭焚毁和破坏。我在赶往人民大会堂的路上，看到一群群的“革命小将”正在捣毁北京街头竖立的各处路牌、路标，说是要给北京的大街小巷重新定名。
我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见到了大会堂管理处的刘剑副处长和朗雷鸣副书记(当时人民大会堂归国管局管)。刘剑对我说：“我们已经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知道局里派你来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你休息的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并派陆学贵科长配合你，有事你就交给他办。”接着他的话，我问起大会堂的具体工作任务。他说：“你的工作我们不清楚，你去直接问总理。今天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和造反派头头，现在还没有走。”
我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遇到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他是总理的老卫士长。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总理还在与客人谈话，你得多等一会儿。”我说：“总理要我来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要你将大会堂重新布置一下，多搞些毛主席语录、诗词之类的东西，装饰一下环境。”他还对我说：“上午总理接见了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四个头头。他们当面向总理发难，说大会堂里到处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破铜烂铁，是‘四旧’，通通应该砸烂。如果人手不够或下不了手，院校可以派革命师生帮助清除。总理当即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才打电话让童主任通知你来的。”
听了成元功的介绍，我大致了解了来大会堂的工作任务，看到周总理实在太忙，就先离开了二楼会议室。
晚饭后，我和大会堂的陆学贵一起，从三楼开始一个厅室一个厅室地查看，谋划着哪里应该张挂毛主席像和诗词、语录展板，哪里的古董、国画、文物需要撤换。有些青年服务员见我们要更换厅室的陈列物品，随意地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四旧’，早应该砸烂和焚毁。”听了他们的议论，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大会堂各厅室、各处陈设、悬挂的艺术品，都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时，各省、市、自治区选送的珍品，是国宝一级文物。许多珍品是经过周总理亲自审视后确定的。我也参与过检验工作，对它们的出处、质地、工艺、价值十分熟悉。这批珍贵的文物一旦处理不好，将会给国家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想到这里，我立刻想到了周总理，我必须立刻向他请示。
我又一次来到大会堂二楼会议室门口。周总理还在那里办公，我在门口的椅子上一直坐等到深夜。后来，我见成元功从屋里出来，忙上前询问。他说：“总理办公一直到现在都没休息，已经很疲惫了。”我说：“既然是总理要我到大会堂来，我就要对工作负责任，总理忙我不打扰他，就请你进去转告总理，一是告诉他我已到大会堂开始工作了，二是请示一下大会堂撤换下来的文物珍品如何处置。”成元功看我焦急的样子，回身轻轻推开了会议室的房门。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深夜2点。当时我既为自己在这个时候打扰周总理的唐突之举深感懊悔，又为周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日夜操劳的精神所感动。不一会儿，成元功走出会议室，对我说：“总理让我转告你，大会堂撤换下来的东西先保存起来，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听了这句话，我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