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化”西花厅等建筑
由于人民大会堂地方大、厅室多，需要重新布置、制作的展板和撤换的物品极其复杂费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在“红化”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又抽出时间“红化”北京饭店、中南海几个大门、紫光阁和宋庆龄住地等。
那时候，无论我工作走到哪里，许多人都称呼我为“杨组长”。也不知我这个“组长”是谁任命的。1959年我曾担任过人民大会堂厅室装潢、布置、设计组的组长，也许大家还是沿用那时称谓，反正“文化大革命”中“组长”是比较时髦的称谓，我听了也不置可否。
北京饭店也是我“红化”布置工作的一个重点单位。那里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许多国家级的文物陈列品及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等近代著名书画大师的作品，还有一些明清时代的大家如袁江、袁耀的作品更是价值连城。我按照周总理“一切等到运动后期处理”的指示，让北京饭店的郭文富(当时负责饭店的“红化”工作)转告有关领导，必须先将撤换下来的所谓“四旧”物品，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在布置“红化”中南海紫光阁时，遇有乾隆皇帝遗留的许多碑刻文物。我设计将毛主席诗词印制在木框展板上，将所有碑刻全部遮盖，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中南海周边的几个大门，我也进行了“红化”布置，无非是制作几块毛主席语录的展板在大门两侧张挂。唯独新华门的布置是中央警卫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姚发昌负责。他曾拿着两幅美术字体的标语跑来征求我的意见，一条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另一条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对部分美术字体线条作了修改后，向他详细介绍了大会堂正门外两侧墙上灯光标语的制作工艺和效果，他很认真地作了记录，并表示回去建议领导照此制作。后来，那两条标语果真被制成了灯光式的，并且一直保留至今。
一天，我又接到成元功的电话通知，要我立刻到西花厅商量“红化”布置的事。我如约来到周总理家(此时西花厅经周总理指示已改名为向阳厅)，邓大姐笑容满面地在门口迎接我，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的大美术家来啦，欢迎啊。”我忙向她表示问候。在查看客厅、过厅和餐厅过程中，邓大姐笑着对我说：“听说你也当组长啦，工作很忙吧?”我回答说：“我这个组里就我一个人，不过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干点具体工作。”当我们来到餐厅时，邓大姐指着一面屏风对我说：“这件东西放在这屋里已经多年，它的正面画的是一群和平鸽，背面是几朵牡丹花，我看应该没什么问题，鸽子就是鸽子，花就是花嘛，还能变成什么呀?!”邓大姐指的是一件具有浙江工艺特色的“欧塑”式屏风，大黑漆的木质底衬上凸显著彩色图案，十分精致。我一边欣赏屏风，一边回答说：“是的，这件东西用不着撤换，放在餐厅里很合适。”在周总理家中，我和大姐商量在客厅正面墙上，装饰一幅毛主席手书的《浪淘沙·北戴河》诗词画框(复制品)。另外，在过厅和餐厅墙上再增加几幅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的玻璃镜框，其他物品一律不动。邓大姐听了我的策划后非常满意，一再请我坐下来喝杯茶。我不便久留，事情办完后就向邓大姐告辞了。
乌云散尽文物复原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遵照周总理及国管局领导指示，搞了近两年的“红化”布置工作。1969年初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后又下放到青海，1976年调回北京，被分配在国家文物出版社任美术编辑。1978年初，人民大会堂管理局高登榜局长将我叫到人民大会堂，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现在‘四人帮’已被打倒，一切都要拨乱反正，大会堂怎样搞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周总理生前曾说过，人民大会堂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我看应该和过去一样实行对外开放，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参观，再搞些小纪念商品，一方面给参观者留作纪念，一方面也可以增加点经济收入。”高局长听后很有兴致地点头说：“你的建议很好，我可以请示一下中央领导，今天叫你来是通知你做好思想准备，当年大会堂的‘红化’布置工作，是你一手经办的，现在要将大会堂的布置全面复原，工作仍由你负责。中央办公厅的调令随后就发送你单位，先借调半年，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来大会堂上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