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英国艺术科学院举行过一次便宴，丘吉尔首相和蒙哥马利元帅都参加了，时任艺术科学院的院长在举杯时抨击了现代绘画，特别抨击了毕加索和马蒂斯。他说：“他们怎么就不能把一棵树画得像一棵树？”便宴后他与丘吉尔去散步，丘吉尔对他说：“您听我说，要是咱们现在碰见毕加索，您能帮忙朝他的屁股来上一脚吗？”院长回应：“那还用说。”这个细节让人忍俊不禁，这些著名人物朴素的欣赏标准在今天看来显得“太不懂”现代艺术了，他们是否还走不出被古典艺术培育出来的审美习惯？
今天的专家学者决不会对现代艺术发表类似丘吉尔那样的言论了，但现代艺术究竟好在哪里，他们的言说仍然让人不甚了了。这不，去年上海举办了“2011毕加索大展”，共展出毕加索的48幅油画、7幅版画和7座雕塑，全是真品，被称之为“建国以来级别最高的世界艺术大师个展”。自开展以来，虽引起各方关注，但每天观众也只有千余人，与原先预估的每天8千人相去甚远。主办方竭尽全力，邀请了各路专家学者组织了十多场讲座，帮助观众解决“看不懂”的问题。可“看不懂”就是看不懂，观众还是以自己对艺术本源的常识性理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最近一些我特别喜爱的老艺术家过世，让我想谈谈这个“看不懂”的问题。
说到毕加索，与他同时代的评论人似乎更能直言。一位评论家说：诗人、画家是以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赞美，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为生的。一个画家即便具有天才，若与生活不和睦，他就会引起人们对他的争议，或引起人们对他的过分颂扬，但不能使任何人高兴。毕加索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人们不否认毕加索的天才，但是他似乎不热爱生活”。他曾给一个漂亮的美国女人画过几十张肖像画。第一幅画得与周围人所看见的没有什么不同。但第二幅、第三幅……渐渐开始不同了，毕加索开始分解她的面部，他说他发现了这个女人性格的一些特征，并开始研究这些特征。待到第十幅肖像，一位观赏者说：“这是一头立方体的猪”。俄罗斯作家爱伦堡是毕加索的朋友，他不掩自己的困惑说：我不能理解他何以竟能如此憎恶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
毕加索本人并不忌讳谈自己绘画的初衷，在谈到印象派绘画时，毕加索说：他们想把世界描绘成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想把世界描绘成它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在解释黑人雕塑家之所以改变头部、躯体和手臂的比例，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人，也不是不会画，他们对比例有不同的理解，正如日本的画家对于透视有不同的概念一样。每当他看到批评家写文章说他在“寻找新形式”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可笑，“我寻找的只有一样东西——把我想要表现的表现出来”。
无疑，毕加索是按他想象的方式来描绘世界，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它的五脏六腑，既要分割大自然、肢解道德，还要破坏一切现存事物。他宣称：“艺术不是美的赞歌，它只是人的本能和大脑中的意象”，他还用“秩序的爆炸”来表达这种本能和意向。他是厌恶这个世界表现出来的形象吗？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的解释是：毕加索是从欧洲的封建主义往昔“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是闯进眼花缭乱的文明社会的一位“原始人”，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毕加索自己说：一幅作品就是一次总破坏。
我常常在想，不管在怎样的时代，不管社会的结构是什么样子，总会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现有形式，还有一些艺术家寻求新的表现形式。伦布朗、塞尚、梵高是属于成功地创造出有别于古典绘画形式的大师，毕加索呢？尽管毕加索不承认他在“寻找新形式”，但他确实以一种自己独有的形式表现了“人的本能和大脑中的意象”，或许这是他得到绘画大师称号的一个“正面”原因吧！ 比较一下毕加索与卓别林吧，卓别林和19世纪的许多画家一样，其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作品为大众所喜爱。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当卓别林的观众看到卓别林本人时反而有些失望，因为他们心目中的卓别林总是留着小胡子，拿着手杖。这表明，他的艺术比他本人更引人注目。可毕加索不同，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个人比他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人们越看毕加索的作品，就越感到那些作品是附带的。毕加索的一位雕塑家朋友说：对毕加索来说，绘画只是个次要问题。毕加索自己也说：画家画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是啊！他的非绘画的因素太多，绘画本身反而变得不怎么重要了。可艺术家最终还是只能活在自己创造的艺术作品里，因为后世的人们只能从他的绘画中理解他。于是，严苛的争议，或过分的颂扬，“但不能使任何人高兴”一直伴随着毕加索的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