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笔者得到这部图谱，曾仔细翻阅一过，心中不禁产生许多疑窦。这是天籁阁主人项子京的书吗？书中八十多件宋元明名瓷，争奇斗艳，花样百出，与存世瓷器形制款式存在很大差异。很多器形不是直接模仿宋代青铜器图录《宣和博古图》《考古图》，就是凭空臆造、画蛇添足。有的甚至看图就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烧得出来的，如图10、图49、图81、图82等等。里面的文字虽说不多，但破绽很多。如将黄公望误写为“王公望”(图11)，又申时行比作者项子京晚死二十四年，却已着其谥号，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常识错误。另外，在器物的定名方面也很不规范，甚至粗疏混乱，同样经不起推敲。如将定窑称为“紫定窑”(图3、14、18、24)，祭红误作“积红”(图6)，甜白误作“填白”(图21)。图12“宋龙泉窑高足豆水丞”，更是外行，因豆这种器形都是高足的，而且与水丞完全不一样。又如图25“多嘴花囊”，图47“佛指甲茶杯”等名称，很不雅训，一看就不是出自文化人口吻。针对类似错误，郭葆昌在书中曲为辩解，认为是项氏子孙传抄失误而成，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至于卷首的项墨林小像，落款“贾瑞龄摹”，也不知出于何人手笔。历史上好像只有一位贾瑞龄，但他生活在北宋时期，是《营造法式》一书插图的作者。另外，福开森于民国四年在琉璃厂买到的那方北宋澄泥砚，形如鹅形，配紫檀盒子，据说是墨林山人著书用砚，我看更有点荒诞不经。传统文人是不用如此花里胡哨的砚台的。喜爱古玩，搜罗明清古籍甚富的历史学者邓之诚，当年曾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专门披阅此书。他阅后也认为：“以予观之，必伪无疑，相传《项图》瓶类最多，称名不一。此仅寥寥二蒜口瓶，其他亦与流传宋元明瓷式不类，伯希和痛诋之，不为无见。”(《邓之诚文史札记》，页76，1936年9月3日条，凤凰出版社，2012年)
因此不必大胆揣测，此书的出笼分明就是古玩商精心策划的一个局。一帮做“洋庄”生意的好事之徒，假托明代第一大收藏家项子京的名头，藉口怡亲王府的秘笈发现，炮制出笼，物色猎物，引诱洋人上当。可怜布绍尔、福开森等人信以为真，连连中计。历史上，假托项子京的伪书，至少还有两部，一部《宣炉博论》，讲宣德炉的制造与鉴别，作伪的将项氏的生卒年都搞错了；一部《蕉窗九录》，涉及文房、古琴、古书、香料等等，书前还伪造了文彭的序言，《四库全书提要》里已予证伪揭露(参见杨丽丽着，《天籁传翰明代嘉兴项元汴家族的鉴藏与艺术》，页50-51，台湾石头出版，2012年8月)。至于郭葆昌，一代瓷器大家，难道他不知晓这是一部伪书吗？为什么还要花费巨资，大张旗鼓地精印此书？其用心何在？令人颇堪玩味。
郭葆昌，字世五，河北定兴人，古玩行中称呼他“郭五爷”。他十七岁进京，在古玩铺当学徒，掌握瓷器鉴定知识。由于为人机敏，善于辞令，受到袁世凯的青睐，将他留下当差，很快飞黄腾达。袁称帝，派他去景德镇督办瓷器烧造，一举成名。他是瓷器史上公认的殿军人物，对瓷器振兴有过贡献。也因为袁世凯，郭从此发迹，衣食住行，无不铺张浪费，排场很大。他的京城秦老胡同私宅，房屋就多达三百余间。
不过，这位郭五爷发达后倒也是个有脾气、有“腔调”的主。他不忘旧谊，琉璃厂三代古玩商均与其交好，深受爱戴。他又颇有气节，尤其对日本人不买账。曾有日本古玩商山中买到一卷宋代赵子固山水，日商拿来给他看，他夺过手卷，一手拿手枪，一手出支票，“东西是我的了，要命拿支票快走。”山中没法，悻悻而去。1924年溥仪出宫时将《中秋帖》《伯远帖》偷偷带出，抵押在日本银行。后来当他得知到期未赎时，唯恐国宝失落东洋，花重金赎回收藏，一时传为佳话。日伪期间，郭葆昌没有下水附逆，并与诸多落水好友断交。王荫泰曾经是他的好友，王出任日伪建设总署督办前，郭曾多次规劝，但王置若罔闻，终于当了汉奸。郭就不再与他来往，病重时还拒绝王去医院看他。郭葆昌生前多次表达其珍藏瓷器捐献故宫的意愿，他故世不久，其家人为他实现素志，故宫博物院曾辟专室予以陈列。至于《中秋帖》《伯远帖》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政府出资从香港其家人处成功收购，那更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