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流传的法书名画是我国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古代艺术家智慧的结晶，代表了我国独特的艺术传统、审美趣味和民族气质。在封建统治时代，法书名画是各朝统治者内府收藏的重要部分，同时也被民间收藏家永世珍存。清代皇家对法书名画的收藏是继北宋徽宗宣和内府后的最大一次集中。乾隆六十年，清皇室所藏书画数量已蔚为壮观，计有万余件之多，存世的唐、宋、元书画几乎网罗无遗，近2000余件。至清末，国家内忧外患，这些国宝遭受到几次空前噩运，或消亡，或毁坏，还有许多离开了祖国，散佚于海外。一次是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入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所藏书画200余件不是被焚，便是被劫，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卷》被英国军官劫往伦敦，1903年为大英博物馆收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进入皇宫，宫内书画再遭劫夺，损失更为严重。及至1912年，清帝逊位，末代皇帝溥仪又将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后来在东北散失。这里主要记述溥仪于紫禁城小朝廷中盗运书画古董的经过以及文物流佚情况。
梦想留洋的少年“天子”
幼小的溥仪是在小皇宫中逐渐成长，并度过了他本应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在宫廷森严的礼仪制度和内务府控制下，这位少年在被驱逐出宫之前几乎没有跨出过紫禁城一步，因此，溥仪认为宫廷是一所大监狱。在他的周围没有少年伙伴，只有一群遗老旧臣和太监奴才，时时对他灌输着“恢复祖业”、“光复故国”的复辟思想，“没有一天停顿过”。渐渐地，这位少年“天子”开始懂得了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懂得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溥仪在毓庆宫读书时的老师陈宝琛、英籍教师庄士敦是他的两个“灵魂”。在庄士敦的影响下，溥仪剪掉了象征大清朝的辫子，并在紫禁城内针对内务府和太监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通过庄士敦，溥仪接触到了宫外的世界，接触到了大清土地以外的世界。从而更为厌倦宫中单调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同时，溥仪也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内战的发生，政局的瞬息万变，危险可能随时逼近。“与其等待民国新当局的优待，何不直接去找外国人。”出洋留学的念头在这位大清少年“天子”心中滋生了。
出洋的问题遭到了小朝廷内几乎所有人的反对，王公大臣们惟恐皇上一出紫禁城，便失去了民国的优待，失去了他们的奢侈享乐。公然离开紫禁城成为泡影，溥仪便找到弟弟溥杰、溥佳，商议筹划，暗等时机。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经费问题。
发誓要“还政于清”、“恢复祖业”的小朝廷并没有卧薪尝胆，而是依旧享尽奢华。巨额的开销使得民国政府所支付的优待费早已入不敷出。为此，清室不得不卑躬屈膝地乞求民国政府付给津贴。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小朝廷的上上下下、明里暗里都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宫中的珍宝之上，致使大量珍宝流出宫外。首先是清室公开拍卖珍宝古物，或抵押银行，当然他们根本无力赎回。仅1923年，估价卖给汇丰银行的珍贵古董就有80件之多；其次，内务府惊人的开销并没有满足这些遗老、大臣的胃口，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开辟了各种生财之道，有人竟办起了古玩店；宫中的太监也大胆地干起了偷盗宝物的行当，在当时地安门大街上，就有太监开的古玩店。
溥仪为了制止太监的恶行，下令清点建福宫古物。建福宫储存的大量字画和古玩玉器是乾隆最喜爱的珍宝，嘉庆下令将其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的殿堂库房，不想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将建福宫连同周围的静怡轩、延春阁等一大片土地烧成焦土，清点和未清点的珍宝全部化为灰烬，后据内务府查点说烧毁了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数万册，而这仅仅是内务府的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