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溥仪出洋的经费也将在这些珍宝古物上寻找出路了。
监守自盗的行径
将大批珍宝随意拿出宫外显然不太可能。于是，溥仪携同其弟溥杰、英文伴读载涛之子溥佳共同制定了监守自盗的方案，即以“赏赐”溥杰、溥佳为名，将珍宝名正言顺地运出宫外。
关于此次盗窃的筹划工作记录在溥佳的一段自述中：“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我们也考虑到一旦离开宫内，对于生活费以及出洋留学当时也想到外国去留学的经费，势必感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未雨绸缪，做了一些准备”。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文字。实际上，清朝廷早已对复辟失去了信心，已开始为逃跑准备后路，同时力图寻求外国人的支持，以求得保全平安，如此长远计划的开支哪是几件珍宝所能换取的呢事实也是如此。1922年，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大地震，溥仪极为大方地送去了价值30万美金的古玩字画珍宝，日本人前来致谢。“宫中出现的兴奋气氛竟和外国使节来观大婚时相像”。陈宝琛说：“此举之影响，还不限于此。”以此可以看出溥仪盗出珍宝的真正用途。
从1922年起，溥仪等人就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的字画分六批盗运出宫。这批书籍、字画为数很多，由宫内运出时，也费了相当的周折。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所存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账簿上要记载清楚，还需要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开一张条子，才能将物品携带出宫。此外，还有宫门守护的太监、宫廷外护军的各岗哨、神武门外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等，如此众多的耳目蒙混过关也实属不易。他们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利用溥杰、溥佳每天下学的出宫机会，将“赏赐”溥杰、溥佳的字画分批带出宫。当时宫中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溥仪轻而易举地挑选走了他们选出的上品。
由于善本书籍与溥杰兄弟平时随带的课本表面上大小形式一致，体积小，用黄缎包袱裹起来与平日太监们携带的黄绫包裹很难分辨出来，不致引起“内城守卫队”的怀疑和盘问。所以“赏赐”便从那些尤为珍贵的宋元善本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那些麻木不仁的士兵竟被太监们欺骗过关了。从1922年7月13日起到9月25日止，盗出宫的宋元善本209件，总计502函，绝大多数是宋版，而且不乏官府监本精刻，其中以南宋临安监本《韩文朱注》尤为珍贵。
有了前段的经验，溥仪开始将“赏赐”转向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他们熟练地先从卷册下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麒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这些美术史上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逃脱溥仪贪婪的眼睛。清宫收藏的书画都有特定的装帧包装，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有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由软缎作里，上面钤有品名、等级、收藏地等印记，包袱外面都有楠木匣盛装。值班的守卫当然不了解这一情况，误以为是课本书籍，听之任之，盗运进行得如此畅行无阻，他们的胆子更加壮大起来。“赏赐”从开始的一次10件发展到35件。如此“赏赐”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中间除去少有的间歇外，基本上是按天来的。半个月内原藏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册子所留有限，仅有轴子尚未经搬动。总共盗出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事实上不仅仅此数，还有许多卷册根本未列入“赏赐”清单。溥杰兄弟几乎每天都从紫禁城带走大包书画，时间长了，引起了宫内人们的注意，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问溥佳：“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溥佳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的修理之后还回宫里来的。”可是，那些要修缮的字画只见出，不见进，内务府心里已明白了大半，只是不知道古物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