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劫危楼，只剩得曼草荒烟、淡鸦残照。”一次次功败垂成，让高剑父对政治现实产生了极大的无力感，他从此再没踏足官场一步。陈树人虽继续担任高官，但对宦海党争同样远引高蹈。政坛的失意，似乎让“二高一陈”回到原点，也使之以更专业的姿态投入到“艺术革命”的事业中来。
“兄弟追随总理作政治革命以后，就感到我国艺术实有革新之必要。”鲁迅将杂文视作“投枪”与“匕首”，高剑父同样坚信：“用形象来控诉，比任何文字有力”。画报就是他们推动社会变革最直接的方式。1905年，高剑父参与创办的《时事画报》，就以图画记事“开通群智，振发精神”。民国成立后，高氏兄弟又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将“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的宗旨进行到底。
“二高一陈”深深感到，传统国画的笔墨程式，已无法承载政治革命的时代需求，必须“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方能造就“现代绘画的新生命”。1908年，高剑父便以“新国画”投石问路，在广州举办首次个人画展。高奇峰不久也打起了“折衷派”的大旗，昭显其“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
“和现实生活有关的，方才是有价值的艺术。”既将“艺术大众化”视为革命目标，传统文人的“山林逸气”对高剑父来说，已显得不合时宜了。高剑父认为，自然界一切均有美感，凡物无分贵贱，都应成为“新国画”的素材。对于各种新式兵器和工业产物，高剑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将飞机、坦克率先搬上中国画，呼之为“天地两怪物”。为了拿准飞机的神髓，他还特意乘机翱翔，在空中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