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高剑父从南亚之行找到了折衷精神的正源。印度艺术便是将希腊、波斯、埃及诸家共冶一炉。在阿旃陀石窟里，出神入化的佛像壁画让他彻悟了东方美学的神髓。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壁画临摹回国。此行洗去了高氏在日本时期的模仿痕迹，留下了简练圆浑的线条、厚重稚拙的笔触、古朴深沉的红褐色调，幻化出宁静澄澈的佛家意境。画家本人也自信地表示，经过“一变、再变、三变”，敢说“摆脱一切，完全自我表现了”。
载誉归来的高剑父，走向艺术生涯的全盛时期。他已超脱新旧争鸣的是是非非，在大江南北频频展露身手：高剑父多次担任全国性美展评委，作品亦屡获殊荣。在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期间，“春睡画院展览”也随之带往宁、沪，将岭南发端的艺术新风吹送到长江流域。“新国画”的集体亮相引起画坛震撼，就连画家傅抱石也要慨叹：“中国画的革新或者要希望珠江流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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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英才汇入抗战洪流
高剑父一生都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漫长的教育生涯，几乎贯穿了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历程：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在各类新式学堂担任图画教员；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南中美术院和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执掌教鞭。他冗长的履历表里最闪光的一笔，当数1923年创办春睡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