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李君梅在“幽灵”一场戏中，以高度歌舞化、性格化的知性表演令观众如醉如痴，将全剧营造的人文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剧中，“梦游”的带灯与“疯子”的对话，意味深长，这场戏通过浪漫神交的意境营造，歌舞宣泄的戏剧行动，把带灯的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纠结“极端”对应起来，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乃至心理冲击，经历“刮骨疗毒”般的苦痛反应，收到惊世骇俗的舞台艺术效果。带灯以自己正常的“非常”行动，挺起一个“弱女子”勇于社会担当的正义脊梁。
原著作者贾平凹在看过演出后，对李君梅给予了高度赞誉：“演员演得相当不错，主人公带灯这个角色在唱腔上丰富了以往花鼓戏的唱腔，演员的唱功也非常好，演得特别投入，质量特别高。”导演徐小强也肯定：“李君梅的表演有一种非常朴实、含蓄的美，除了纯正、嘹亮的唱腔外，她还特别善于人物内心的捕捉，将人物形象塑造得很丰满，是个不可多得的演员。”
艺术映照生活 小人物弘扬正能量
贾平凹过去的作品多带有点魔幻色彩，但《带灯》这部作品却直面现实，非常贴近生活，故事情节也非常缜密、严肃。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带灯》，讲述了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樱镇，成为一名综治办主任后，在矛盾中履行着乡镇干部的职责，兢兢业业，爱憎分明，不甘与黑暗和邪恶同流合污，努力以自己微薄之力改变基层错综复杂局面的故事，与原着保持了同样的故事基调，真实展现了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情节曲折，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变化。
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的戏剧冲突，往往或发生于敌对势力，或正邪人物之间，《带灯》面对的或是自己的直接上级和同事，或是有保护伞支持仗势欺人的村干部和贪婪的暴发户，常常体现在如何对待上访与上访人，是堵还是疏；对群众是满怀关爱、一腔热情，还是冷漠、敷衍、推诿；对坏人坏事和突发事件，是挺身而出、敢于斗争，还是退避三舍、逃脱责任……更多体现于乡镇干部经常面对的小事小情，而正是在处理这些日常矛盾小事小情中，表现了带灯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及一心为民的自觉。
虽然花鼓戏《带灯》揭示的是基层政权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乡村社会的危机象征，但该剧的基调却是昂扬向上的。这不只是该剧从许多细节上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变化和农民法制意识、维权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肯定，及初步摆脱贫困后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自觉期待等等，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该剧对带灯这一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行动、有勇气有智慧，忠贞爱民的乡镇青年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有力展现。正是带灯这个与党同心、与民同德，代表了乡村前途方向的共产党人形象，成为广大乡村群众的希望，如一盏明灯驱散着樱镇上空的云雾，迎来了樱镇世界晴朗的天空。既有前面剧中所铺垫的王后生等百姓的联名告状信，又有终于识破了镇上主要负责人真面目的带灯、竹子的情况反映，及元黑虎、薛换布等乡村黑恶势力聚众斗殴的劣迹照彰，自我暴露。在上级领导干预下，樱镇政府的正风换人，除弊惩恶，既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樱镇形势的必然。正是这一结局，一扫小说原作中带灯人生命运的失败感和悲壮色彩，具有了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真实的正剧效果。主人公“带灯”的小名“萤”，贾平凹之所以取名为“萤”，也在于暗夜精灵萤火虫自身的寓意。“萤”照乡村，“返”射现实。剧中，主人公“萤”用她的柔弱之光、温和之光、善良之光，照耀着包罗万象的民生天地，漫灌并滋润着共和国巨大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