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上获知张贵英的事情，费月红忍不住拿她和小美做比较，“女孩子，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劳动技能的漂亮女孩，进城后很容易产生不公平感、虚荣心，从这一点上讲，小美和张贵英其实是一样的。”
小美的遭遇甚至比张贵英更糟一些。她初中没毕业就被亲戚骗到苏州卖淫，卖淫的目的是供家里唯一的男孩读书，“家里的几个女儿全都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就为供这一个弟弟。”
卖淫期间她结识了一个自称真心爱她的男人，为了能和这个男人一起过上安逸的日子，小美拼命“接活儿”，努力攒钱。直到有一天，这个男人卷走她所有存款后消失，小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费月红见到小美时，她刚刚自杀未遂，被人救起。她把小美带到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告诉大家，这个女孩是自己的“学生”，到工作室来“帮忙”。实际上，两人心里都清楚，小美是来接受心理辅导治疗的。
费月红带着小美一起到苏州大学给大学生做心理咨询服务，安排一些简单的杂活儿给她干，时不时表扬她几句。透过该项目，这个失足少女第一次与大学生接触。
这是一个小美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群体。她看到，有的女孩家境贫寒，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并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学费；有的女孩被男朋友抛弃了，却能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成绩优异，照样拿奖学金；还有的女孩辍学后到苏州打工，却能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通过自考获得大学文凭。
不到一个月，小美主动找到费月红，想离开工作室，正式学一门技术，找份工作。费月红为她申请了团苏州市委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两人商量后，选择了“美容美甲”班。
小美最近在安徽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美甲店。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而张贵英，则在被杀人犯包养的阴影中，等待最后的宣判。
专业社工介入“边缘青少年群体”困难重重
同很多涉及“边缘青少年群体”社会服务缺失的案件一样，张贵英案也受到社工界、心理咨询界、非政府组织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新一轮“政府购买服务”热潮中，那些获得政府资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对这一案件尤为在意。
一个理想的摸排“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方法是，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摸排。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团中央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欧洲，在芬兰找到了上述模式的理想实践“青年侦探”项目。
“青年侦探”即为职业青年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哪里有边缘青年，然后通过登门拜访、预约访谈、网络聊天、电话沟通等方式，去接触并帮助青年摆脱边缘化处境，尽快融入社会。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合作模式，近两年也已算不上是新鲜事儿了。在“政府购买服务”潮的浪尖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团海珠区委“领工资”了。
“启创中心”近期以550万元的价格承接了由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政府出资，团海珠区委监管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海珠区26万名6岁至30岁青少年所在的6个社区、12所学校提供社工服务。上一年，该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250万元左右。
尽管受雇于政府，但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摸排上，廖焕标和他的团队仍感到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