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摸排这类青少年，绕不开司法、公安部门，但要与他们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焕标说，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大重要服务门类，也是最能体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服务产品，但它同时也是最考验政府服务意识、认识水准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门放开手和社会组织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这个群体，而要‘服务’，不容易。”
廖焕标从圈内朋友处听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区禁毒”项目上进行尝试，与某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一项目险些夭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司法部门能有这种意识，本身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跨越。”
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为所谓“边缘青少年”之前，会经过由社工组成的5层“保护网”的过滤。第一层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第二层是驻校社工，第三层是社区针对吸毒、卖淫等人员的专项服务社工，第四层是每天在社区巡查的社区外展队社工，第五层是从夜间23时至清晨6时巡查的深宵外展队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边缘青少年群体”，香港法庭在正式判处刑罚前还有“社会服务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专业社工介入对失足青少年进行辅导，帮助其找工作、读书或者创业。
“在内地，就很少见到警察、法官、检察官、医生会把可能有问题的青少年转给社工。”廖焕标介绍，启创中心接到的“边缘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从有驻校社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处获得，从未有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转介过这类人群。（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