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次会议纪要的出台，以一纸行政规章打破了探矿权权利人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从而颠覆了矿产勘探的行业生态。
这个看似“霸道”的规定身后，是一个矿产资源大省的转身雄心。在七个月前的2003年3月，原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在榆林启动建设，这个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辖榆林、延安两市，面积8万平方公里。21次会议纪要中言及的“基地”即指此。
为推进该基地的建设，榆林市委托多家权威规划设计机构，编制了各类化工园区规划。2003年以来的煤价上涨，让榆林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收支平衡。次年，该市财政收入即突破40亿元大关，由吃财政补贴的困难户，变为财政收入跃居全省探花之位。
但逐渐掣肘的运力瓶颈与产业低附加值的现实，让陕西省倾向于推动煤向电力、煤电向载能工业品、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实现“三个转化”，着力打造煤电载能工业、煤制油、煤盐化工和油气化工“四大产业链”。
而获批的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成为承载省政府战略的支点。2003年当年，该基地的GDP为281亿元。陕西省希望将其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未来三年至五年投资1000多亿元，形成1000万吨采油、1000万吨炼油和100亿立方米天然气、600万千瓦装机、1亿吨原煤、400万吨煤制油、600万吨甲醇的生产能力。
要支撑起这盘大棋，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转化项目进驻基地。为此，陕西省政府以配套煤矿作为优惠政策。“为了降低投资转化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吸引他们来陕投资，否则人家完全可以在山东搞煤液化项目，但陕西的优惠，让他们在煤方面的成本降低了。”日后在接待了解案情的最高法院法官时，时任陕西省发改委煤电处副处长陈永康如此解释。
能够为投资人配套煤矿的前提是，省政府必须有能力统一调配基地范围内的煤矿。由此，上收对煤矿勘探权的处置权成为必然。
凯奇莱的合同瑕疵
省政府的通盘考虑，显然无法顾及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此前已拿到探矿权的部门，比如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
早在2002年7月，通过向省国土厅申请，西勘院拿到了“陕西省横山县波罗-红石桥（下称波罗井田）煤炭普查”的探矿权，面积279.23平方公里，有效期为2002年5月23日至2005年4月25日。后经延续与变更手续，勘探面积拓展至340平方公里，但探矿权至今仍在西勘院之手。
2003年5月，西勘院由于缺乏资金，与山东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鲁地矿业）共同勘查开发该区域的煤炭资源。西勘院委托评估机构确定勘探权的价格为1200万元，双方签订合作勘查合同，约定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利益由西勘院和鲁地矿业以四六比例分享。随后鲁地矿业预付240万元作为合作启动资金。
但这次合作在拿到省国土厅审批文件的五天后，即10月20日，遭遇旨在统一收归矿权处置权的21次会议纪要。由于风险勘探合同与省政府文件相抵触，鲁地矿业决定退出合作。
鲁地矿业退出之后，2004年1月，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赵发琦找到西勘院，声称其与主管领导关系熟，可以申请到开发项目。赵发琦向西勘院负责人表示，只要给他一个合同，就能将项目跑下来。
赵发琦，榆林人，行伍出身，曾赴老山前线，退伍后被分配到当地物资局工作，下岗后从事建筑工程行业，有一定积累后，产生了进军矿业的想法。为了运作该项目，赵专门成立凯奇莱公司。
自己无权处置业已拿到手的探矿权，西勘院并不情愿。应赵发琦的多次请求，双方展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