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成功的经济抵制运动，如1940年代印度甘地发起的抵制英国纺织品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有替代品，作为连居民身份证都是日本富士施乐生产的国家的国民，我们有什么底气发动所谓的“抵制日货”呢？
每当国内反日情绪高涨时，笔者心头总会不经意闪现出鲁迅先生1925年说的那句话，“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近90年过去了，那些应该着手的“坚实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呢？早在200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就毫不客气地宣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他尖锐地指出，“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的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只能购买日本专利，引进日本技术。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将越来越有能力在经济上控制中国”。
近9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看到国内充斥着几无意义的争吵，社会不公与两极分化让左右言论对立到难以调和的地步，举着“反日”旗帜就能毫无顾忌地损害他人私产，苏宁打出的告示“停止销售日货”，味千拉面打出的横幅“100%港资，同族同胞，一样爱国”，实在像极了茅盾笔下的“林家铺子”。
鲁迅对此也自是看得极为透彻，“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剚刃。先前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
“抵制日货”的“爱国者”们，请告诉世人，你们的勇气和底气来自哪里？只希望，若干年后，鲁迅的这些文字，真的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不再适用于今。那一天来得越早，则中国越有希望。（网易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