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愿望虽好，但估计效果有限，因为治标不治本。一来制度分割、政出多门的现象不可能通过一个或者几个“通知”就有根本改变。二来上有政策必下有对策，地方上出于控制人口目的，或核实信息存在现实困难等原因，可能缺乏改变的动力。
新京报：那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办证难”问题？
穆光宗：从实质来看，“准生证制度”衍生的诸多问题在根本上是因为制度本身的不恰当设置。如果没有这样强人所难的对抗性制度安排，相关的交易费用、额外的生养成本、生命和健康的代价、父母和家庭的痛苦以及社会的冲突和不和谐都不会产生。反过来说，这制度不改变，靠一些“条例”或“通知”很难改变。
取消“准生证”考验政府智慧和决断
服务于人口控制的准生证制度的确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和做法，其存废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和环境。逐步取消准生证制度，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计生国策。
新京报：最近看你一直在发文章呼吁“取消准生证”。
穆光宗：对，我在文章中也说，就目前来看，“计生是最大的民生”这话一点不假，因为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权利和幸福。本来生育权，尤其是一胎生育，是每个家庭、每对夫妇、每个公民可以自由自主决策的私事，却因强制性计生政策的存在人为变成了“折腾证”“麻烦证”，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和为贵的和谐社会观相去甚远。
新京报：我们发现，在南京、哈尔滨等一些地方，对首次生育已经不再要求办理准生证，但这并未成为全国性的规定。现在全面取消准生证的条件是否成熟？
穆光宗：至少先废止首次生育的“准生证”利多弊少。第一，计划生育要体现人民本位的思想。十八大报告也提出逐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
第二，废止准生证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新京报的调查也反映了这一点。认为“不需要”和“头胎不需要”的累计占到六成。在我国超低生育率持续多年的人口新时代，准生证制度控制人口出生的功能已经没有太大必要。
第三，废除准生证有助于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和有序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和社会成本，有利于构建更和谐、更幸福的民生中国。
第四，废除准生证有助于杜绝这个领域的权力寻租行为、减少制度性腐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人口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障碍的公共服务。
而且，从几个地方的试点来看，也没有引发什么不可控的局面。准生证制度是特殊时期落实计生国策的举措，应该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逐步取消准生证制度，并不是要彻底改变计生国策。就目前的现实而言，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试点经验，即便取消了“头胎准生证”，也能制约计划外的“超生”现象。
所以，可以从废止“头胎准生证”开始，考虑逐步取消准生证。什么时候启动，关键就看政府的智慧和决断。如果想做，推行起来没那么复杂。
■ 现身说法
取消“准生证”增加了幸福感
身为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顺利出生，然后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是人生一大幸事。
我所在的城市是南京，这里已经取消了办“准生证”的繁琐手续，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由于取消了“准生证”而带来的幸福感。
我和丈夫都是南京本地集体户口，怀孕期间除了定期产检，不涉及其他行政方面的手续。孩子出生后，办理出院手续时，所在医院产科人员会详细交代医学出生证明的办理要求和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