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对固定用车。在这个规定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本地的公车配备规定，但基本思路都是按照单位和领导的级别配车。
“我们赋予公车太多东西，无形中增加了严控公车的难度。”叶青认为，不少民企老板放着正规车牌不用，一定要花大价钱、冒着风险用军牌，这种不正常现象，折射出了公车代表的特权意识。
公车改革关乎政府公信力
像严查酒驾那样严控公车，就一定能把公车管好
叶青介绍，从1993年广东东莞沙田镇试点公车改革至今，20年来各地开展公车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实践探索各具特色。“总结、借鉴其中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我们推动公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制度，步出‘深水区’，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目前各地较为成功的车改试点大致为三类模式：
以广东珠三角为代表的公车货币化模式，其措施是公车全部收回，公务人员按照行政级别给予补贴。
以昆明为代表的公车集中管理模式，其措施是党政机关的所有公车全部停用，或上缴至各区组建的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或拍卖收回部分财政经费。
以杭州、温州等为代表的集中管理+货币化模式，取消单位的公务车，所有公务用车集中至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单位公务用车可向中心提前预约租用，同时按级别给公务员发放车贴。
“杭州车改，可以节约1/3的费用。”叶青认为，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杭州的车改模式比较有优势，更能够发挥减少公车数量和防止公车私用的作用。
在严控公车私用方面，广州等许多城市的公车都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一旦出现违规行为，系统可以及时报警提示。新疆沙雅县则为每辆公车贴上“公务用车，敬请监督”的“公牌”，附有监督电话和车辆编号。
“酒驾车辆没有任何标志，但最终还是被控制住了。如果我们能像严查酒驾那样严控公车私用，就一定能把公车管好。”在刘尚希看来，现在公车改革不是缺少办法，而是缺少决心。“严控公车不仅是节省政府经费那么简单，如果公车总是成为特权的代表，成为官员占公家便宜的途径，那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将面临极大挑战。”刘尚希说。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