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与“隐私”似乎对立抵牾，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场所无隐私可言，一个人选择置身于公共场所，也不等于其放弃了隐私权。
公共场所一般是不特定第三人均可出入的社会场所，这就决定公共场所是人的集合，具有私人场域属性与隐私权保护需要。公共场所也包含私人空间，比如公厕、试衣间、酒店客房等公共场所特定部分，限于一定范围的人员使用的集体宿舍、办公室等，还有满足私人性质交往和其他行为的“拟制空间”。可见，公共场所隐私权同样不应忽视。
目前，随着新媒体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不管是“私宅”还是公共场所，人们的各种私人信息几无“隐身”之处，随时可被偷拍、录像、监控，并通过论坛、微博等大面积曝光于天下。“隐私止于门前”、“公共场所无隐私”的传统思维，显然不合时宜。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保护正成为一个课题，摆在人们面前。
现实中，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一般限于民事责任层面，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刑法修正案(七)中虽增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只有“情节严重”才能入罪。由于缺乏对一般性侵权行为的威慑力，现实中鲜见因恣意滥用公民信息而受到制裁的，助长了网络隐私侵权的猖狂。
最近，河南出台新规对擅传公共场所监控视频予以高额处罚，将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衔接起来，弥补了法律保护不足，提高了违法成本，有利于规范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促进全社会对隐私权的尊重和保护机制的完善，值得肯定与践行。但正值上海法官招嫖事件经视频曝光并被迅速惩处之际，该新规出台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舆论质疑。这就牵涉到群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廉政监督边界问题，涉及到公共利益与公民隐私保护冲突问题。
一方面，公共场所应该对个人隐私进行必要保护，其建设者、所有者和管理者都应考虑公共场所中个人的隐私及其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公共场所对个人隐私保护可以有必要限制，即个人的隐私需要和隐私利益一旦严重影响到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就超越了个人隐私保护的界限。同时，官员相对于普通公民，其隐私权受到更大限制，尤其是与职务廉洁性相关的部分。而在对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信息的调取使用方面，仍应遵循法治轨道，经由相应权力部门履行一定程序后方可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