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新闻官，他大力延揽人才，荐拔优秀，使许多有为之士脱颖而出。主编“商洛文艺丛书”《文学卷》、《戏剧卷》80多万字，成为商洛文化的史证。特别是他倡导推动的地、县、乡镇文化站、图书馆建设，不仅当时受到省厅的赞扬，就是用今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对照，先生的文化发展观念，也领先了20多年。先生主政《商洛报》十年，不仅将一张四开周二刊的小报推向日报大报，而且几乎白手起家，带领全体职工艰苦拼搏，硬是为《商洛日报》打出了一片江山，为省内外新闻同行所推崇。
先生本职之外为文，人情见练达，文质相彬彬，为时而着，为事而作，文以载道，见了大邦作手气象。其散文《塔云山记》，一经发表，即被多家报刊转载，还被编入中学生习作范文教材。二十年前，其结集出版的《山中小唱》，名虽谦抑而文气豪也；十三年前出版的《无梦居随笔》，达人无梦而多杰构也。集中所收杂文，情动于衷而发于言，代民立言，言必中的，自见了激浊扬清之大手笔；其散文，独出机杼，眼处心生句有神，掷地而作金石声；游记如杂花生树，点染出草长莺飞；记事咏物之属，亦多启智之意，隽秀之语。先生立言，可谓足矣，然而意犹未已。非但未已，且又能辟新天地，开学术研究之端。学术研究，高人雅事，中山先生涉猎之，而卓然有成。
与中山先生交三十年，相知恨晚，相见恨少，相逢又太匆匆。先生的许多文章，经我手而见诸报端，尤其是杂文，曾多次获征文大奖，有一次还是以最高票获大奖之冠。若白之名，颇为读者关注。其杂文且不论内容，单看标题，便知出手不凡了。《国情补论》《信嘴吃断江山》《人生何时算成熟》《官话的贫困》……先声便可夺人，更显出磅礴之气。至于其它文体，意之所到，即援笔为文，兴之所至，即适然成篇，妙也，新也，美也，直如阳春三月，万紫千红，总是春色。
某年，先生为商州城北金凤山所作《金凤山赋》，深得作赋之正脉。赋中感情充盈，文笔超然，我笑谓友人曰：“有识者，当将此赋勒石，立之金凤山，使天下之人，得知商州有金凤，而才子有中山也。”寻常物事，先生每一为文，即涉笔成趣。比如柿子，那本是大路水果，商州人家多有栽植，而他的一篇《柿谱》，立时便将商州柿子文化了，诗化了。即如《红楼梦》中的菊花诗会，众才子才女，一共凑成十二首，《记菊》《对菊》……一直到《菊影》《菊梦》，“竟弄成个菊谱了。”此“菊谱”，文辞华美，足以流芳，雪芹先生高矣。而此《柿谱》，将柿子分作十一大类，既写柿子特点，又传加工储藏之法，又标文化之致。此《柿谱》恰如李时珍之《本草》，文辞精切，足以流美，中山先生雅矣。人言，此文刊出，商洛一境人争相告谓：商洛柿子不但有了名，还有了谱。商州史志人员得其《柿谱》，宝而爱之，欲以之入志云云。
“作文要造一些警语准警语，以做画龙点睛之用。”中山先生常以此语语我，我也深知他也常有精警之语。比如吧，1966年始，文革浩劫遗祸十年，他将1966年讽称“文革元年”；《论语》《孟子》《史记》等，其所出成语多多，丰富了中华文明宝库，他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书”；人们往往引用二手资料致误，他强调要引用“原着原典”。他的为学准则，用清代学者阎若璩的话说，就是“一物不知，深以为耻；遭人日问，少有宁日。”遇事而求是，遇人而请教，此种近乎自虐式的做法，给他带来的是不断的追求。出差，总要抽空去书店访书淘书；访友，总要在主人书房观书问书；书信中，总要和朋友谈书论书；平居中，每日总要读书悟书。观先生读书之法，亦是有趣。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而读书有乐趣，书至疑处翻成悟，文到穷时自有神，而读书有悟性；含英咀华辩真味，东风花柳逐时新，而读书自有创建和别解。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娴熟，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悟，常出新见，令人警悟。硕学者，中山先生形象之写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