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有语云：“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善哉斯言。古往今来，未有学养不深厚而能写出大著作，未有语言不优美而能写出文学名著。中山先生的为文，文中有质，朴中寓雅，行云流水，笔下生华，写出了性格，写出了新颖，写出了厚积薄发，写出了壮志豪情。于平实处见英华，于神思处见精采，于秀美处见文骨，于无声处听惊雷。先生已是古稀之年，专注学术，研究者何人？宋人欧阳修也！
欧阳修，唐宋八大家之中坚，于吏，是大吏，良吏，官累参知政事(副宰相)；于史学，是大手笔，二十四史中，经其手所修者独占其二(《新唐书》、《新五代史》)；于文学，领袖北宋文坛几十年，脍炙人口之诗文，享有盛誉，因之瞩目者众，故研究者亦多，成果亦丰。不意欧公千年以后，又脱颖而出一研究者张中山先生。先生研究欧公，夙志存焉，因在职位，无暇顾及，退休之后，乃于无梦居中以履前志。居室虽小，却融万汇之状，室虽陋，却拥三千书城。神追欧公，精研欧公，思纳百代，发惊世之鸿论。欧公之文也，史也，奏疏也，为政也，人格也，交游也，碑志也，申论也，凡载诸文字者，先生皆烂熟于胸，然后宏观微观，巨眼大手，敢及前人研究所未及，敢申前人所未论，更敢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超拔。戛戛乎难哉！
且以《醉翁亭记》为例，此乃名篇也，教科书中无不选，学子口中皆能道。那么其中的“太守之乐”乐的是什么？有人说“太守之乐”云云是作秀；有人说是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有人说它是作者被贬之后“颓放情怀和纵酒山林”的反映等等，中山先生一篇《解读醉翁之乐》，破解了千年研究者误解之谜，受到著名欧阳修研究专家、扬州大学黄进德教授热情称赞。黄教授在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大着所论，与鄙见不谋而合，甚幸！甚幸！”再如，范仲淹领导的北宋“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历来研究者只注意到宋仁宗的软弱无能，反对改革派的猖狂阻挠等等。中山先生却别具只眼，从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自身找原因，一篇《庆历改革者们的失策》，发前人之未见，立即被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发表。仅此两例，则可知中山先生于欧阳修的文史、为政、奏疏、碑志、申论等方面，多有发掘，亦多有建树。
我与中山先生契交已久，他于我，亦师亦友亦兄长。深以为先生博学之，审问之，细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是商洛山中一位饱学之士。学者刘炜评谓中山先生为商洛“一代文宗”，此睿语也，亦为确评。而这位文宗依然是手不释卷，如饥似渴。昔日林文忠公(则徐)赠友联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以此十六字转赠中山先生，不知以为然否？(杨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