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10月到1950年1月，郭茂生转战商洛一年多时间，立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1950年初，郭茂生调到商洛地委工作，先后任地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长、商洛专署副专员等职。解放初期，百废待兴。郭茂生带领干部和群众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有力推动了商洛专区建党、建政、清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1954年，郭茂生任商洛专署专员，一直到文革初期。在任期间，他积极指导全区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推广定额计酬责任制，普及农业先进技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努力发展山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56年，郭茂生和时任商洛地委书记王杰等领导，回顾总结开荒种粮，单一抓粮食生产，造成水土流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因地制宜发展林牧生产和土特产品的工作主张。为了确定主攻产业方向，郭茂生和王杰深入镇安、柞水等县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了大力种植核桃的共识。1957年9月，商洛地委、专署向全区发出了“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号召。当年秋天，全区31万农户种植核桃33.68万升，超额完成户均一升的任务。同时，许多乡村还因地制宜地种植了板栗、油桐、柿子、山萸等经济树种，为群众致富打下了一定基础。
商洛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做法，受到省委、西北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誉。1957年11月5日，《陕西日报》发表社论给予肯定。1958年1月，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有11个省市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会上汇报和介绍了商洛的做法，引起毛泽东主席高度重视。1月31日，毛泽东主席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58条写道：“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2月19日，中央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转发全党。2月26日，省委发文号召全省学习商洛每户种一升核桃的做法。同年9月13日至20日，国家林业部在商洛商县、丹凤召开了全国核桃生产现场会，着力推广商洛种核桃的经验。1974年11月，林业部又在洛南县召开了全国出口核桃生产现场会。因为商洛核桃在全国出了名，后来一些商洛籍在外工作的老同志见了王杰和郭茂生，就亲切地称他俩为“核桃书记”“核桃专员”。
郭茂生从1948年踏入商洛，到1978年赴省任职，在商洛工作了30年。他热爱商洛的一山一水，把商洛视为第二故乡。时光荏苒，商洛人民忘不了他的赫赫战功，更忘不了他在专员任上埋头苦干15年的辛苦。经过近60年的发展培育，特别是矮化核桃的普遍推广，我市核桃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产量增长了成十倍，成为闻名全国的“核桃之乡”。
风范永存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郭茂生被隔离审查，随后受到许多人身迫害。1969年上级落实干部政策，才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又迎来了宁静和希望。1978年5月，郭茂生调任陕西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在此期间，郭茂生为加速全省农业机械化进程作出了积极贡献。1996年12月24日，郭茂生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郭茂生爱憎分明，心胸宽广，注重实践锻炼，逐步成长为党政军全才。他热爱群众，平易近人，重实干，淡名利，不空谈，很少在人前提说自己的光荣历史和显耀功绩。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尽职尽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文革中后期，他在地区革委会生产组担任副组长，组里的同志说他资格最老，职务最低，他听了说道：“不住牛棚，能继续工作就不错了。”他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在工作过的地方有口皆碑，身居领导岗位60年，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从不用公款请客送礼，经常叮嘱妻子和孩子不得借他的名义办私事、收礼品。即使在“文革”中被关“牛棚”，写认罪材料用的笔和纸，打扫卫生用的拖把、扫帚，他都自己花钱去买，不向单位索取。离休后，他享受红军和副省级待遇，仍然不忘学习，克勤克俭，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他的住房，按规定面积不够，省委领导让他住到为离休老干部新建的二层小楼去。他却说省政府住房紧张，好多干部都没房住，坚决谢绝了组织的好意，一直住着没有暖气、条件很差的旧房。直到他去世前两年，徐山林等领导见他身患重病，再三敦促，他才将住房作了调整。有一次，老伴和儿子陪他去医院看病，收费处出于好意，将他老伴的药费开入他的药费账单。他发现后，给收费处同志解释说老伴是自费，他是公费，不能开在一起，坚持让重新开票。周围的人有的嫌他耽搁时间，有的笑他固执，但他不为所动，收费处只好按他说的意思办。他病重住院期间，自觉遵守医院制度，从不指名要药，唯恐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死后也没有给子孙留下多少遗产，留下的唯有他那让人敬仰的精神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