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禅宗学佛的品评,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从前学佛,守律读经,毫无生气。禅宗学佛,不必识字,乃至不必严守戒律,佛教的门庭,大大的打开了。不过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从前还要读书,还讲说经,须得有真学问,下苦功夫。现在不必读,不必说,当头棒喝,立地觉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1]如果把艺术比作学佛,传统艺术如同守律读经,当代艺术则如禅宗学佛。不必严守戒律,虽使艺术的门庭广开,但同时也藏污纳垢。在周末北京的各种展览开幕酒会上,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不时可以发现很多新鲜的面孔,但仔细看画的人不多,仔细看人的人倒是不少。
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并不像禅宗要求天资聪慧,虽然在当代艺术界天资聪慧者不可胜数,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先例也屡见不鲜,被误者往往喜欢走捷径,迷信策略,从艺是为逐名。追逐本是人的天性,按理不应该受到责备——厌离的人生态度反而是要遭到否定的。但追逐起来违背自己的本性,甚至不择手段,则丧失了天性,导致自己与自己无法协调。觥筹交错中,每个人都投射出内心的欲望,在光鲜、纯洁的艺术外表下,钻营的暗流涌动。
蔡元培曾言:“下等动物,求食物,卫生命,权利之意识已具;而互助之行为,则于较为高等之动物始见之。”[2]互助——而非争权夺利,才是艺术界应发扬的品质,所以我比较反对目前发布的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它企图把艺术界可怜的“权力”固化和放大。在艺术领域强化权力结构,只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防备的心理隔膜。很难想象,艺事中竟然夹杂权术。其实,如若艺术精进,何患无位。权力榜实质上是一场欲速则不达的造星运动,它试图打造出更多的明星级艺术家、明星级策展人、明星级经纪人、明星级收藏家等等。提升知名度当然是有益的事情,但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艺术界的权力结构将明朗化,而当代艺术一直都致力于对等级和界限的破除。而且权力榜照搬娱乐界操作模式,使中国当代艺术界更加具有表演性,久而久之,将使道义无存。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最近直截了当地说:艺术藏家——说白了就是艺术投机商,那些人感兴趣的是买作品而后坐等增值,而美术馆呢,正是这个的帮凶,有点儿见识的都知道这是个腐败到家的体系。“游击队女孩”的话虽然言过其实,毕竟不是所有的艺术藏家和美术馆都没有更高的理想,但她们对艺术体制的攻击足堪褒扬。我还是信奉伟大艺术的古老认定准则:在艺术品的创作和展出环境中存在纯粹的伟大的艺术,它是不用经过营销的手段而自主展现出来的绝对性。
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及其产生的腐败,对当代艺术的干扰已日益显现。20世纪末,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取得全球性的统治。回头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等。王兴伟在1995年画过一张油画《资本主义的腐朽的空虚的生活—1》,似乎是在宣布资本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为21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埋下伏笔。从整体上看,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最掣肘的课题竟然是权力和资本。
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发现:“20世纪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局。让我们将1890年到1914年20余年的时间作为这个世纪的序章。那些年,在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那是一个奇迹般的创造的年代,那是一个可以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相媲美的全面性创造的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3]对中国来说,20世纪的开局也不同寻常。但现在从全球来看,21世纪初并没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局,至少它不是一个全面性创造的时代。与20世纪初相比,今天的中国更不是“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