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中国社会，虽然贫富悬殊，却只在经济财产方面分野清晰，而在政治思想方面并无多大的差别。波普尔在1991年说苏联“不可能在人民毫无经济概念的社会里建立自由市场”，当今中国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但人民已经懂得经济概念，自由市场有建立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场能够帮衬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思想市场是自由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李泽厚认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群众基础是中产，他把中产视为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中产阶级以中小企业家为主体，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勉勉强强，是不是形成了我都不知道。而且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现在的政策也是刚刚讲要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就是为了形成中产阶级。”[4]可见，现在所谓的中产——艺术界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未来艺术品收藏的主力军，其实并无完整的构造，而且严重依附官僚，迷信官本位思想，很难值得社会期待。
孟子说得好：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中产已有恒产，却无恒心，或者说只有伪装的恒心。真正忘情而沉醉于艺术的情形，是戏剧界所说的“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唱戏的人在戏台上忘了他自己，看戏的人在戏台下看得入神，不再计较或分别。中国当代艺术的唱戏者并不是真的在唱戏，他时刻知道自己是在表演，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戏人也并未入神，他在想艺术以外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当代艺术的感召力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相对纯净。
梁漱溟言：“我常说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时代，此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较有勇气，喜奔赴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日深，惯于作伪，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衰已！往往青年时不大见锐气的，到后来亦不大变；愈是青年见英锐豪侠气的，到老来愈变化得厉害，前后可判若两人。”[5]梁漱溟当年眼见许多革命家的变化，才发此感慨。他的感慨对今日启发良多，中国当代艺术界早年的草莽英雄已变化得厉害，虽然还未判若两人——也许其内心还保持早年的英锐豪侠气，但做人处事早已世故圆滑。愚作为从事艺评的青年，自觉前几年也是血气方盛，今日虽远未成熟，但回头看几年前血气方刚的言论，也已自惭颇多浅陋，但却无悔其冲动，今日更深觉自己可能因世故日深而失去锐气，暗自告诫或勉励自己不可奸巧作伪。
借梁漱溟对人生的分期来看中国当代艺术，20世纪80年代属于青少年时期，受血气的支配，比较有冲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进成年时期，受血气的支配已大不如从前，而且沾染不少后天的习气，比如机变、狡诈、阴冷、计较、装腔作势、寡情薄意等等。其中装腔作势的批判是最具有欺骗性的，它实际上是孔子所最不喜欢的“乡愿”。“乡愿”是指人在社会上——即使进行批判，也是八面玲珑，对各种人事都应付得很好，却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装腔作势的批判并不是真要批判谁，而是为博取各方面的名声。目前中国当代艺术最应克服的是“乡愿”，最该提倡的是清醒和自觉。只有清醒才能增强自身的内力，远离自大，只有自觉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生生不息。
2012年3月
注释：
[1] 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微博)，2010年3月版，第72页。
[2] 马燕 编：《蔡元培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微博)，2004年1月版，第140页。
[3]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7页。
[4] 李泽厚 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