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到2000年，期间经历了第四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跟第三次普查相比，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了19.7%。当时整个翼城的出生性别比为106.1，大大低于当时全国的117.8。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刘爽教授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仅为8.76‰，远低于当年全国12.09‰的人口出生率；同样的，翼城县2006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也比当时全国平均水平降低了约1/4。
梁中堂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翼城在这试点的27年间，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计数据都低于全国、山西省和当地临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县用27年进行农村二胎试验的事实证明，当地的人口增长没有失控，性别比也进一步得到了优化。
“和一胎政策比，两胎比较宽松，梁教授确实了解老百姓，把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后来工作好做多了，多数人愿意接受这个政策：以前是推着走，人们也乐意生两个孩子，现如今大家都不太愿意生二胎了，一是思想转变了，另一个也是为了生活幸福，这个政策对我们确实有作用，把生育权还给群众，他们也满意。”冯才山说。
非典型样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在梁中堂看来，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复制性。
从1987年开始，甘肃酒泉、广东南海、辽宁长海、山东长岛、黑龙江黑河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
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的试点都没有坚持下来。“当时上面给我们翼城的要求是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甚至就在临汾地区，这个试点政策也不能推行。”冯才山回忆说，“现在毕竟过去了这么久，而且我们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别人也不好再说我们。”
被尘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时期背景下再度被人们所关注，甚至不断地被媒体所聚焦。
梁中堂认为，翼城能够出现现在的结果，并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劳。“1988年，我曾针对翼城农村地区做了一次人口抽样调查，发现事实上早婚和多胎还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梁中堂认为，生育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由其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生还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实际关系到当事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这恰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人们不是盲目生育，他们也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条件不允许了，自然就不会再生。”
梁中堂评价“翼城模式”是“体制内的一次大胆实践”。“在认可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对一胎化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也能够控制好人口。”
当然，梁中堂也承认，“翼城模式”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毕竟还是体制内的产物，2000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在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原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几十年，已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社会是向前发展的。
郑梓桢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较大，百姓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改变。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长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价值观，日益增长的育儿成本也让他们望而却步。“完全不用担心政策放开后出生婴儿激增。”郑梓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