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小时之内，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从一个“受害消费者”变成了“恩将仇报者”。
他网上自述在杭州打车“被宰”，却因副市长向其道歉，遭遇了网民的批判声浪。事件发酵十天后，他首次接受专访，直面此事的网络声浪。
“事件虽小，但我遭遇的所有声音，如实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仇官心态。”杨锦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普遍仇官情绪下，我没什么可炫耀的”
11月16日上午10点33分，杨锦麟连发5条微博，自述在杭州萧山机场“打的被宰”。
“杭州萧山机场出租车管理无序，价格昂贵，刚刚问了一辆自称特殊价码的出租车，司机问了目的地，开价350元，好家伙，这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出租车价码。”随后，他不得不选择了一辆要价200元的出租车。“可见，此类现象已经在杭州萧山蔚然成风久矣。”
此事迅速发酵，引发媒体关注。大多数网民一面倒地同情支持杨锦麟，指责“宰客”司机。
但当晚，原本是“受害者”的杨锦麟突然成为众矢之的。起因是，他接到了杭州市张副市长的电话，“他向我今天的遭遇表示道歉，也希望借此机会认真整顿运管问题”。
虽然杨锦麟表示，对副市长致电“真有点不知所措”，但众多网民立即倒戈，批判他是“特权者”，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骂其“狗仗人势”、“不是东西”。
“这是典型的特权思想在作祟，若是一个普通人，被黑车宰了也就自认倒霉。可是杨锦麟没有，因为他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记者注），是名人。他觉得自己就该与众不同，他的权本位思想昭然若揭。”网民“后宫嘉利”批判说。
中山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张志安认为，这一舆情现象的形成，主要源于网络普遍的仇官情绪。“虽然这中间有杭州媒体的介入、信息的误传，但最关键的因素是网民结构性的仇官情绪。任何事件中，只要有权力沾一点边，就会引起人们对特权的质疑。”
据报道，杨锦麟发微博的当天，杭州市委书记就给运管部门下了批示，“要求尽快处理、及时反馈”。
“杨锦麟根本没通过管理处投诉，副市长打什么电话，调什么查？一切按程序来就完全没问题，大家反感的是特权。”浙江电台主持人鲁瑾在微博上说。
但杭州市运管部门坚称，并非给予杨锦麟“特别待遇”。虽然杨本人没有投诉，“投诉案件的来源有很多种，既可以来源于乘客本身，也可以是媒体反映情况。”
对于“炫耀特权”的骂声，杨锦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应说：“在普遍的仇官情绪之下，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可炫耀的。”
“杨锦麟只是一个符号”
“我遭遇的事虽小，但中国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官民对抗、群体性聚集事件，大体都是由人们下意识的仇官心态诱发的。”杨锦麟说。
他关注到，近年来我国政府官方和民间存在两个话语体系。“政府的公信力持续受到民间社会的质疑，众多网民对以权谋私、走人情、靠关系有恶感和排斥，甚至对官员整体形象都有下意识的抵触。”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绝非所有政府官员都一无是处，如果是这样，社会早就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民间批判质疑的声浪一直不小，这一社会学现象值得关注。”杨锦麟说。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解志勇一语中的：“主要责任还是在政府。如果市长对每一个受害者都是这样道歉，估计就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