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根本在屋里待不住，动不动就要往外面跑。”在切菜板、摩托车和呼啦圈共处一室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发黑的白炽灯，小康的妈妈捂着脸哭着说。她没读过书，但她一心想让儿子读好书，为此她把印着古诗词的旧挂历整齐地贴满出租屋的墙壁，还到处去请教培养孩子的诀窍。她问过住在隔壁的，街上卖菜的，还有学校外面等着接孩子聊天的，“他们都说不能让娃出去，可是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待，一个劲儿要出去。”
从今年3月开始，上初中的小康闹着不学了。他坐在父母和自己挤着睡的大床中央，嚷嚷着要赚钱，赖着不出门上学。爸妈虽然反对，最后也只能跟他达成妥协等到秋天，去读个职业技术学校，在此之前，可以先到县上打工。
小康说，他很快发现，外面的世界没那么简单。有天晚上快两点了，他在跑着拉煤车的大街上，看到一群男人追着两个女人，不管女人如何呼喊，并没有人去帮助她们。
“我觉得外面社会太乱了。”在警察面前，小康扭捏地选择靠着墙根的角落坐着，耸着肩膀，用手掌摩挲着自己的膝盖。他在火锅店打工认识了小龙，跟他拜了把子。“我就想跟二哥他们……我们发誓，以后相互罩着干。”
但对“二哥”提出的抢劫，小康说他没同意。他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用刀子，之所以会跟着出来，只是因为他不想忤逆小龙这个“二哥”，想什么都跟着他。
斩断的生活
天亮了，负责打扫广场的清洁工，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全身冰冷的流浪汉，胸口流出的血凝结在地面。没过多久，警察和医生也来了，电视台派了记者拍新闻，看热闹的人们围在流浪汉的尸体周围。
警方说，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弄明白，广场上被杀的流浪汉是谁。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身份。唯一的方法只有等，等到有天他的家人来报案，如果血液能跟流浪汉的相匹配，也许就能知道他是谁了。
在小龙打工的火锅店，服务员三天两头地换人，领班的厨师长几乎都忘记了小龙他们几个。他知道人人都在聊的广场杀人案，但却没想到凶手是自己曾经的同事。他吃惊地瞪着眼睛，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问：“他们杀了疯子……那……那偷的器官到底卖了多少钱啊？”
他再没见过这几个打工少年。因为胖子只有13岁，被交由父母管教。他的那个并没有小煤矿的父亲，带着孩子举家搬离了彬县。小康爸爸带着儿子，到公安局自首。
警察去小龙家那个新盖的小平房抓他的时候，老实的小龙爸爸破天荒地跟警察撒了谎，他试图骗警察离开，然后送小龙逃走。可是他拙劣的撒谎技术，被警察一眼看破，他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
村里乡亲喜欢凑在路口聊天，小龙爸爸基本不怎么参与。邻居常常以为他家没人，因为他最近总是一个人坐在房子后面，守着摞得跟房子一样高的秸秆，背对着院子抽烟。
他说，他很挂念娃。可是他已经很久没能跟小龙亲近了。小龙7岁那年，他出去打工，一去就是4年，攒够钱盖房，没多久小龙又去北京打工了。他很久没跟小龙长聊过，甚至都不怎么能见到儿子。
家里人所有的照片都在一个方形玻璃框里，那是每个人的1寸证件照。小龙的那张还是小学时拍的，洗出来模模糊糊。相框里唯一一张清楚的大照片，是穿着呢子大衣的毛主席像。
在贴着白色瓷砖的空荡荡房子里，小龙爸爸坐在小板凳上。盖起了新房，却还没有大门，小龙从小玩耍的院子就那么敞开着。这个父亲摩挲着沾满烟灰的手掌，说：“房子好了，娃没了。”
县城里，广场上流浪汉留下的血迹，在清洁工日复一日的清扫中，已经看不见痕迹。女人的高跟鞋踩过广场前的人行道，孩子用街边少女分发的促销传单，趴在躺椅上叠纸飞机。几个留着长长刘海的少年坐在喷泉旁边，分享着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