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温州模式”从北京、杭州、长沙这样的直辖市、省会城市直接复制到偏安一隅的苏北小城——邳州市（县级市），赵智强表示，他是看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城镇化发展的决心和力度，看到了城乡建设发展的巨大潜力，“县（县级市）里的房地产市场竞争相对宽松，也能减少个人合作建房潜在的各种压力。”
南京尝试 合作建房8年未果
资金和拿地是最大难题，专家表示政府应予以支持，有利于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
不通过开发商买房，邳州个人合作建房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其实早在2005年全国刮起第一波个人合作建房旋风时，南京就有人尝试过，但近8年来一直都没能成功。扬子晚报记者昨日也联系到南京首位合作建房发起人邵角，他对邳州个人合作建房的进展表示祝贺，同时对南京的推进前景略显悲观。业内专家认为，个人合作建房是保障房制度的重要补充渠道，政府应该早日建立相应法规予以支持。
8年前南京就有人发起，因集资难未能成功
2005年，在全国各地都在尝试“个人合作建房”这种模式时，从事IT培训工作的南京市民邵角也发起了合作建房，他和一些朋友希望能招募到足够的人，并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集资、找开发商建设。不过在经过各种努力后，到目前为止这项事业还是没能成功。
“当时很多地方都在讨论这种模式，我们当时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层层障碍，最终还是未能成功。”邵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他表示，主要的阻碍是资金募集和如何拿地的问题。以南京目前的地价水平，要成功运作一个小型房产项目，没有过亿的资金恐怕很难，而这么一大笔资金的募集，在现有法规下还是比较难操作的。如果通过公司来募集，由于资金量大，需要参与的准业主会比较多。而依据相关法律，有限责任公司的共同注册股东只能有49名，需要涉及隐形股东的问题，这在法律上只能通过协议解决，容易让参与人产生不信任感，难以做到操作的透明和公开。而50人以上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要在1000万以上，并需要发改委批准，更加困难。
“通过住房合作社的形式集资开发，这是我们当时就做出的选择。”邵角表示，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成立协会吸纳会员、缴纳会费来集资，更加容易操作。可是尝试起来却发现，民间协会的成立，涉及的审批流程也相当复杂。而且即便资金问题能够解决，如何能拿到地块也是问题。如果通过招拍挂形式跟开发房企竞价，个人合作建房的人们显然过于势单力薄，而且不易统一决策。他坦言，这事在七八年前做不成，现在随着地价及建筑成本的大幅上涨，做起来就更加困难了。而邳州这类县级市所需资金少，相关管理等级也不高，操作起来可能容易很多。
住房合作社一度盛行，成本比商品房低2-3成
说到住房合作社，其实这并非什么新词语。南京工业大学房地产管理系主任吴翔华介绍道，早在1998年-2003年期间，我国北京、上海、烟台和南京等许多城市都有这样的组织。当时南京的组织叫做南京市职工住房合作社，像宁工新寓等许多那个年代的房产项目都是该组织运作建成的。
不过在2003年以后，由于国家对待保障房制度的变化，这类组织有些转为商品房开发企业，有些则转变成垄断企事业单位变相搞福利房的工具，因此这类形式后来就被取消了。吴翔华表示，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建设住房，成本确实要低很多。自己出订金拿地，并委托有实力却又没活干的中小开发企业来代建，以目前的房产项目运营成本来说，如果除去销售、融资及公关等方面的投入，以及房企对高额利润的追逐，成本降低2-3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拿地成本能控制的低些，降低4成也是可能的。目前物价部门对经济适用房的利润控制规定在3%以内，因此通过个人集资的合作社形式建房，管理费用控制在3%-5%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