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陈 茜）这也是一群在路上的人，常常离开家，一卷铺盖，一个塑料布袋，吃着泡面馒头，要份白开水，放下生活，满怀怨愤，放弃尊严哭喊怒骂，却又要坚持换取尊严，要个说法，换个尊重。他们来自过去的田间地头，现在的城镇新农村，农民，进城务工人员，乡亲，百姓，城镇居民，上至八旬多的长者，下至二十啷当岁的青年，赶着路，找着人，攒着一肚子的气，扛着一箩筐的话，边走边说，也边走边喊，他们要把话说给谁听？
听过他们的话的人知道，他们的话关乎个人利益，关乎人格尊严，关乎公平正义，关乎政策法规；有质问，有控诉，有喧泄，有抱怨，有委屈；有偏执已见，只说一斑，有愤慨激昂，声泪俱下；有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公平正义；却还有相信，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相信自己绝对委屈，相信自己绝对冤枉，更相信省城和北京，也相信跑来跑去总会跑出个自己的结果，说来说去总会说出个自己的公道，甚至相信会遇到个重要的人来听自己说话，然后支持自己认定的那些绝对。
很多人吵吵嚷嚷，说东说西说南北，说是说非说公理，所说的话没有逻辑没有次序，没有重点没有要领，甚至没有时间地点没有全貌，却表情丰富，情绪饱满，以一分钟上百字的速度滔滔不绝，不容打断也不理会阻止，只要面对有来听话的人，就像是开启了闸门的水坝，汪洋般的方言一泄千里，对任何一个听话的人都是耐心的强度训练，甚至稍有懈怠和轻视，就像在汹涌的洪流中扎进一块木板，会激起更大的怨气和愤慨，招致一通难以平息的责难。
我们总是试图打断诉说，期望通过问话来知道他们的表达：
“老人家，村上收的什么费，多收了你75？”
“多收了我75，多少年了也不退，娃都打工去了，媳妇也生了。”
“我问收的什么费？”
“满村的人别人都能收25，为啥收我100，我去要还不退，你说这叫啥事！”
“你能说说收的是啥钱，为啥事收钱？”
“一共收了两年，还开的票，你看，票上就写的100，有人就写的25，你说这是啥事，凭啥多收我75……”
“大姐，你到镇政府去说过别人挖你林地的事没？”
“把我林地挖了，还打人，你看，你看，把我手抓破了。”
“大姐，我问你去过镇上没有，有没有给镇上干部说过你这个事？”
“2004年砍了我两棵树，在我林地里砍我的树。”
“大姐，我问你，你去过镇上没，镇上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就是黑社会，把我的林地挖了种丹皮，我要我的林地就打我。”
“他打你，你有没有报案？”
“派出所都是他的人，他挖我的林地种丹皮，还打人，丹皮那几年几十块钱一斤，他就打我。我到北京去，他们把我接回来，我还要去，我还要到省上去，他们就是黑社会，把我手都抓烂了，现在好了，你看照片，以前手背上抓破皮了，就是黑社会……”
面对这些说话和对话，除了无奈有时会禁不住哑然失笑，宽容那份直愣愣急切切的朴拙，有点孩子或百寿老人的糊涂真趣，却多了顽拗。就像一个人的思维被固化在了1平方米的世界里，失去了正确的表达和正常的对话，更别提本质应该主张的诉求和要求。他们固执地站在自己的世界里认识世界，一场场的自说自话，一回回的奔波怨愤，全然不知道已经失去了和这个宽阔无疆的世界对接，喊着要见最重要的人，却不能说出重要的话。
《一句顶一万句》的作者刘震云从始至终都在给小说里的人去安排相遇一个能说得来话、能听得懂话的人，把话说明白了，人心就畅快了，事情也明了了，故事里的人终其一生的幸与不幸、安与不安乃是遇到一个是否同样肝胆相照、同样以心换心、同样感同身受的互相说话。现实里，这样囿于1平方米世界里的人是否也是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场说话，寻找这样的互相说话，可是把话说给谁听，才会有感同身受的幸与不幸、安与不安，才能有应得的正确的符合规范的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