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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人】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

2018-09-13 15:47:09
 

  ——商洛籍70后作家陈仓专访

  记者:你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听说是二十年前屈超耘老师的话对你产生的影响,你是不是容易受到影响?

  陈仓:其实,当时离开老家也是一种无奈,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来说,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那是多么骄傲的事情,我记得自己被调进县委上班之后,有好多亲戚朋友都来找我,有事情找我,没有事情也找我,他们一方面觉得我天天和县长书记在一起,能耐应该非常大,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能进入县衙大门,那是非常光荣的。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吃鸡蛋,原因是有一年夏天,我的大堂兄从塔尔坪来县委找我,他给我带了一些鸡蛋。大家都知道我小时候受过很多苦,十八岁之前吃过的鸡蛋我估计加起来不到十八个,平均每年一个,其中还包括我自己在河滩拾到的野鸡蛋,所以送我鸡蛋那是我们老家最厚重的礼物。堂兄是用一只篮子把鸡蛋提来的,当他走后我打开篮子一看,妈呀,整整有七八十个鸡蛋,恐怕他觉得我是吃食堂的,所以把鸡蛋全部都煮熟了,那时候又没有冰箱,只好一天三顿不吃饭,每次就吃四个鸡蛋,就这样鸡蛋还是坏掉了,但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扔掉了多可惜,于是坚持吃了六七天,把这些鸡蛋吃光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吃多了草皮树根,所以那时候肠胃特别好,你怎么吃都不会吃坏肚子,但是还是落下了毛病,现在一尝到鸡蛋就是一堆鸡屎的味道。在政府部门是光祖耀祖的工作,哪里舍得抛弃就抛弃啊,但是当时机关不到两百块工资都发不下来,我们整天都是身无分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无心上班,更谈不上什么理想,白天黑夜地聚在一起打牌。我这人命好,或者说是上天注定,每在关键时候,都有贵人出现,都会有转机。当时的转机是咱们商洛搞了一次文学评奖,鱼在洋、芦芙荭几位评委把诗歌一等奖评给了我。我记得非常清楚,鱼在洋老师在《商洛日报》写了一篇点评文章,标题是《山风再大也吹不灭一瓣心香》,这是我获奖诗歌中的一个句子。颁奖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时任文化局局长屈超耘家里,屈老是著名的杂文家,他告诉大家,小河里养不出大鱼,年轻人还是多向外边走,他还举例子说,贾平凹、方英文、孙见喜如果不去西安,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成绩。我是无名小辈,二十多岁,他的话其实是说给鱼在洋、芦芙荭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才气,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完春节,我刚好收到《延河》杂志的180块稿费,于是当成盘缠,收拾了一床被子,几本书,又跑去找芦芙荭,让他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于是我翻过秦岭,开始了我的进城生活。开始进城,说实话啊,真是闹了很多笑话,比如把蓝箭当成了女性用品,男人是吃不得的,以为理发的时候让女人洗头是不纯洁的。那是1998年2月,冰雪慢慢消融的时候,没有想到二十年就过去了,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了。我是一个特别不受影响的人,多少人在写作上比我有才华,这么些年都放弃了,但是我不管有多大的诱惑,还是坚持着几十年前的作家梦。可能是受过太多人间疾苦,我对天地人心保有一颗敏感的心,有时候别人一句话,有时候掉下一根针,有时候飞过一只鸟,在我身上都会引起蝴蝶效应——我目前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蝴蝶效应。

  记者:这么多年在外边,你一直从事媒体工作,请问一下这和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你曾说过,你利用工作在向社会传递光芒,让你向理想靠近,你的理想是工作还是写作?

  陈仓:我这次出了四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后土寺》,我在后记里是这样说的:猫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不过,经过了重重磨难之后,六条命不晓得死在什么时候,如今仅仅剩下三条命了。我用第一条命真诚地爱着我的每一个亲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蚂蚁、胆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机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条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传统媒体,在没有底线的浮躁不堪的时代,想胜任这份工作有时候更需要良心、责任心和全身心的投入,我之所以没有放弃工作,完全靠着写作来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台上不仅仅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少得可怜的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比起文学有着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这么多年我有意无意中运用它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我用第三条命虔诚地写作,可惜这条命没有白天,只有疲惫的夜晚——猫为捕鼠在夜晚出没,我为写作也在夜晚出没,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尽量关掉灯,仅凭着荧光输入文字,所以阳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灯光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们像怀胎腹中的甚至是连夜赶路的人,带着无穷的喜悦、紧张、恐惧和想象。据说,猫之所以有九条命,与它们善于爬高的本领有关。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楼顶,又可以从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地方掉下来依然毫发无损。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猫,同样取决于高于自己本身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一直以来,我把文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在创作《后土寺》的时候,我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命不仅仅是用肉体做的,还应该是用一个个文字做的。再长寿的人,肉体都是会衰老的,都是会腐败的,灵魂都是会游离而去的,但是优秀的文字不一样,它们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的呼唤中,重新醒过来,达到永生。我不晓得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够到达永生,但是并不影响我一直向高处攀爬,正如猫一样,它们都有恐高症,但是并不影响它们凭借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功夫向楼顶上蹿。

  记者:你经常说自己又丑又傻。你丑吗?傻吗?如何理解你说的丑与傻呢?

  陈仓:最近一次我说自己丑,是在四本新书发布会上,因为在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读者还能送来花篮和鲜花,我真是感觉受宠若惊,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丑人,好比一堆牛粪,终于插上了鲜花。我说的丑,在一定程度上,是讲自己做的情事还不够好,其实一个人的外貌长相是不是丑,自己说了不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丑不丑,是要拿镜子照的,没有镜子那也得撒泡尿,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镜子并不是真诚的,它们往往也有欺骗性。因为镜子后边涂着一层金属,有些涂得比较均匀,照出来的人就漂亮一些,有些涂得比较粗糙,照出来的人就丑陋一些,所以你不能相信自己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尤其你千万不要在美容店里照镜子,他们那里的镜子都有一定的欺骗性。只有“以人为鉴”是可靠的,那么你到底丑不丑,只有别人说了算,而别人是怎么判断的呢?肯定有一些长相的偏好再加上一些内心的感觉,得出来的结论是综合性的,是因人而异的。既然自己说了不算,我多说几次有益无害,也许会落下个谦虚的名声,你说说我这样的人傻不傻?但是我说自己傻,说的不是傻,而是要懂得善良,要乐于吃亏。其实天下没有真正的傻子,而是看他是不是善良,善良的人是内心透亮的,只不过是装聋卖傻,不想揭穿你也不想伤害你而已。我这次发行的四本书,尤其是《地下三尺》,时时都在提醒人们多行善,我在书的前边有一句题记——善是一味药,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

  记者:你说你的“八个孩子像农民进城一样”,堂而皇之地入住了温哥华的图书馆,能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陈仓:这八个孩子,是指我2015年在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八本进城系列小说集。书出版的时候,我自己并不自信,总觉得都是一些速朽的东西,但是后来陆陆续续有朋友,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发来照片,说是在某某图书馆看到了这几本书。收到这些消息,我赶紧跑到上海几家大型图书馆去查了查,发现自己的八个孩子在每一家图书馆都有。我非常激动,因为很多年前,有一位前辈作家告诉我,出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给各个图书馆寄几本,只要你的书放在图书馆里,那么就可以被人借阅,就有机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发现前辈指点的这条路径有一些偏差,放在图书馆的只能是资料,并不能称为历史,更别说是文学史,正确的进入文学史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你的作品必须非常优秀,接受自然的选择和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免费邮寄,都是人家图书馆自愿采购的。今年,有一位朋友去加拿大图书馆查资料,看到我的书摆在那里,她就激动得拍照发给我,对于没有去过加拿大的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灵魂之旅。

  想一想,觉得挺有意思,我勉强还出过几次国,但是我的父亲,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走得最远的地方是上海,之外他只到过西安两次,一次是转车,一次是住院,其余全部待在山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待在村子里。所以,他对距离从来是没有概念的,很有可能都不明白从陕西到上海到底有多远。但是他的名字,他的影子,甚至是他的灵魂,夹在我的文字之间,已经走了很多地方,甚至要走向文学史的样子,这是他一个农民永远无法理解的,也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记者:许多文友都说你牛,你却说你属猪,是什么意思?

  陈仓:他说牛我说猪,都是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说出来的,这之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因为我配不上牛,没有变成一只蚂蚁已经相当幸运了。其实人和人之间,尤其同行之间,在相互打量的时候,与现实是恰恰相反的,在现实中离得越远的东西看上去就越小,大象离远了看是老鼠,老鼠离远了看是蚂蚁,蚂蚁离远了看是虚无。但是文人之间,距离往往是一面放大镜,会把对方的形象放大。比如我写出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成绩,你们却看成一头牛那么大,这之中少不了有故乡人对我的厚爱和鼓励,事实上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巨人,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把身边甚至是自己放入欣赏的视线;第二层是因为我确实是属猪的,而且我喜欢猪,猪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一是它想得很开,无心无肝的样子,明明知道自己吃得越多长得越快,就离死亡越近,但还是吃了睡,睡了吃;二是它憨厚可爱,甚至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但是它心里什么都清楚明白,猪八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女人最喜欢的就是猪八戒,因为他懂得心疼老婆,而且为人又风趣幽默;三是猪给人印象是脏兮兮的,其实就是喜欢在地上打滚,沾着一些泥巴而已,其实那是不修边幅,而且属猪的人有福气,能和任何人友好相处,在十二生肖里边,只有猪是百搭的,和谁都能相亲,都能搞好关系。结合起文学,我在《后土寺》里有一章是专门写在城里养猪的,城里人把猪当宠物养,而农民把猪当牲口养,当宠物养的时候,是不希望它死的,而当牲口养的时候,是希望它死的,所以把一头猪折腾得半死不活。其实猪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格的分裂。

  记者:今年七夕这一天,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谈谈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陈仓:今年七夕,是8月17日,我当然是约会去了呀!不是牛郎织女约会,也不是在葡萄架下约会,而是在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里与文友之间的约会。那天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重大,我的四本书又出生了。对作家而言,把书印出来,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样的,既是一个幸福惊喜的时刻,又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时刻。好在有四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张炜、刘醒龙、金宇澄写来的推荐语;有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诗人赵丽宏,著名华文女作家戴小华,著名评论家、画家兴安,游读会董事长赵春善,以及300多名读者,前来为我这四个孩子接生。

  这次首发的四本书,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家罗静文、兴安、杨新月,花费一年时间策划编辑的,共计100万字,包括40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土寺》、20万字的长篇非虚构《预言家》、4000行的长诗《醒神》、28万字的扎根系列《地下三尺》,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的人们,如何悬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灵魂的安妥,提醒人们尊重土地,热爱土地上生长的万物,再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在首发式现场,成都文学院送来了花篮,我有老同事送来了鲜花,我的好朋友送来了一件衬衫,希望我在这一天穿得体面一些,还有好兄弟陈聪和张为良,他们是集卡司机,开着车从南京赶来。除此之外,朗诵艺术家卢红霞、民谣歌手和作家刘健,提前精心准备了节目,可是没有来得及上台。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原来8本书的出版人徐澜也赶来了,记得多年前她为了和我签约,还专门买了一双高跟鞋,以示对我的尊重,我想问一声这双鞋,几年之后你可安好?尤其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著名作家、出版人、原江南杂志主编袁敏,由于她在乌镇参加茅盾青少年文学院的作文评奖,未能出席新书发布会,但是她推出一篇印象记,回忆了她了解我、发现我、预言我的全过程。看着那篇文章,回忆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受到那么多的人帮助,我多次泪流满面,这些泪水之中,有辛酸,有庆幸,更多的是感激,所以,我要用整个生命继续好好写作。

  有读者连夜看了新书。有一位打工者说,他看哭了,像是诉说着他的生活;有一位机关干部说,刚读《后土寺》就被深深的吸引,他是从湖南小镇来到上海的,对很多情节感同身受;还有一位陕西作家前辈,对《预言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质朴,深情,痛感,悲悯,无奈,庆幸……由个体记录了这个大时代,是传世作品。”这些反馈,让我暗暗地感到欣慰。在首发式上,我又一次强调了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文字的价值所在,我不喜欢恶狠狠地揭露阴暗面的文学,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是帮助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为他们指明一条出路,起码是注入一些能量,让他们多一些生活的勇气,就包括自己一直坚持的善良、宽容、悲悯和热爱。比如遇到一个陷入黑夜中的迷路者,你反复地给他描述黑夜是如何如何黑,黑夜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黑夜离黎明如何如何远,黑夜里边可能藏有多少陷阱和妖魔鬼怪,却不给他一盏灯,不指明路在哪里,不鼓励他继续前行,那他只能更加迷茫和绝望。

  我常说,文字就是我的命,更是自己的孩子,她们已经出生了,剪掉了脐带,她们就要独立生活,但是她们的命运如何,到底能够走多远,已经不由我决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她们。七夕已过,牛郎和织女又会回到银河两边,我也一样又要回到新的起点,我已经在构思新作品的写作,首先是推出又一个系列,进城系列提出“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这四本书归为扎根系列,是想解决故乡回不去了怎么办?那么下一步我想书写的主题,可能是乡土文明的守护和回归。

  记者:几年前,在贾平凹倡导之下,你被评为商洛诗八家之一,如今你已经成商洛的一位重要作家,你对家乡的文学新人最想说些什么呢?

  陈仓:先说说商洛。商洛气象不冷不热,商洛地理可隐可现,商洛山水虚虚实实,这是自然而神奇的写作技法,而且商洛人心性善良宽厚,有吃苦受难的传统,尤其五官长相,远看像土豆红苕,近看是牛头马面,还多能通神通鬼,这是天生的作家命。更重要的是有贾平凹等前辈,像灯塔一样在远方引着我们。所以,大家要在文学这座庙里,和睦相处,好好修行,不成佛,亦成僧,不成家,便成仁。祝福我们的商洛作家群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