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籍70后作家陈仓专访
记者：你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听说是二十年前屈超耘老师的话对你产生的影响，你是不是容易受到影响?
陈仓：其实，当时离开老家也是一种无奈，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来说，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那是多么骄傲的事情，我记得自己被调进县委上班之后，有好多亲戚朋友都来找我，有事情找我，没有事情也找我，他们一方面觉得我天天和县长书记在一起，能耐应该非常大，另一方面他们觉得能进入县衙大门，那是非常光荣的。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吃鸡蛋，原因是有一年夏天，我的大堂兄从塔尔坪来县委找我，他给我带了一些鸡蛋。大家都知道我小时候受过很多苦，十八岁之前吃过的鸡蛋我估计加起来不到十八个，平均每年一个，其中还包括我自己在河滩拾到的野鸡蛋，所以送我鸡蛋那是我们老家最厚重的礼物。堂兄是用一只篮子把鸡蛋提来的，当他走后我打开篮子一看，妈呀，整整有七八十个鸡蛋，恐怕他觉得我是吃食堂的，所以把鸡蛋全部都煮熟了，那时候又没有冰箱，只好一天三顿不吃饭，每次就吃四个鸡蛋，就这样鸡蛋还是坏掉了，但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扔掉了多可惜，于是坚持吃了六七天，把这些鸡蛋吃光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吃多了草皮树根，所以那时候肠胃特别好，你怎么吃都不会吃坏肚子，但是还是落下了毛病，现在一尝到鸡蛋就是一堆鸡屎的味道。在政府部门是光祖耀祖的工作，哪里舍得抛弃就抛弃啊，但是当时机关不到两百块工资都发不下来，我们整天都是身无分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无心上班，更谈不上什么理想，白天黑夜地聚在一起打牌。我这人命好，或者说是上天注定，每在关键时候，都有贵人出现，都会有转机。当时的转机是咱们商洛搞了一次文学评奖，鱼在洋、芦芙荭几位评委把诗歌一等奖评给了我。我记得非常清楚，鱼在洋老师在《商洛日报》写了一篇点评文章，标题是《山风再大也吹不灭一瓣心香》，这是我获奖诗歌中的一个句子。颁奖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时任文化局局长屈超耘家里，屈老是著名的杂文家，他告诉大家，小河里养不出大鱼，年轻人还是多向外边走，他还举例子说，贾平凹、方英文、孙见喜如果不去西安，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成绩。我是无名小辈，二十多岁，他的话其实是说给鱼在洋、芦芙荭他们的，因为他们有才气，已经在文学上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完春节，我刚好收到《延河》杂志的180块稿费，于是当成盘缠，收拾了一床被子，几本书，又跑去找芦芙荭，让他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于是我翻过秦岭，开始了我的进城生活。开始进城，说实话啊，真是闹了很多笑话，比如把蓝箭当成了女性用品，男人是吃不得的，以为理发的时候让女人洗头是不纯洁的。那是1998年2月，冰雪慢慢消融的时候，没有想到二十年就过去了，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了。我是一个特别不受影响的人，多少人在写作上比我有才华，这么些年都放弃了，但是我不管有多大的诱惑，还是坚持着几十年前的作家梦。可能是受过太多人间疾苦，我对天地人心保有一颗敏感的心，有时候别人一句话，有时候掉下一根针，有时候飞过一只鸟，在我身上都会引起蝴蝶效应——我目前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蝴蝶效应。
记者：这么多年在外边，你一直从事媒体工作，请问一下这和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你曾说过，你利用工作在向社会传递光芒，让你向理想靠近，你的理想是工作还是写作?
陈仓：我这次出了四本书，其中有一本叫《后土寺》，我在后记里是这样说的：猫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不过，经过了重重磨难之后，六条命不晓得死在什么时候，如今仅仅剩下三条命了。我用第一条命真诚地爱着我的每一个亲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与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包括那些卑微的人、弱小的蚂蚁、胆小的麻雀和麻木而又生机勃勃的一草一木。我用第二条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传统媒体，在没有底线的浮躁不堪的时代，想胜任这份工作有时候更需要良心、责任心和全身心的投入，我之所以没有放弃工作，完全靠着写作来生活，原因是在它的平台上不仅仅有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份少得可怜的收入和少得可怜的虚荣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比起文学有着更直接更快速的普世功能，这么多年我有意无意中运用它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我用第三条命虔诚地写作，可惜这条命没有白天，只有疲惫的夜晚——猫为捕鼠在夜晚出没，我为写作也在夜晚出没，而且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我尽量关掉灯，仅凭着荧光输入文字，所以阳光很少照射得到我的文字，灯光也照射不到我的文字，我的文字大部分是在漆黑的状态下进行的，它们像怀胎腹中的甚至是连夜赶路的人，带着无穷的喜悦、紧张、恐惧和想象。据说，猫之所以有九条命，与它们善于爬高的本领有关。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楼顶，又可以从高于自己几十倍的地方掉下来依然毫发无损。那么我呢?我之所以是猫，同样取决于高于自己本身的东西——那就是文学。一直以来，我把文学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在创作《后土寺》的时候，我始终在告诫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命不仅仅是用肉体做的，还应该是用一个个文字做的。再长寿的人，肉体都是会衰老的，都是会腐败的，灵魂都是会游离而去的，但是优秀的文字不一样，它们是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一代代读者的呼唤中，重新醒过来，达到永生。我不晓得我的文字是不是能够到达永生，但是并不影响我一直向高处攀爬，正如猫一样，它们都有恐高症，但是并不影响它们凭借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功夫向楼顶上蹿。
记者：你经常说自己又丑又傻。你丑吗?傻吗?如何理解你说的丑与傻呢?
陈仓：最近一次我说自己丑，是在四本新书发布会上，因为在文学不景气的情况下，读者还能送来花篮和鲜花，我真是感觉受宠若惊，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丑人，好比一堆牛粪，终于插上了鲜花。我说的丑，在一定程度上，是讲自己做的情事还不够好，其实一个人的外貌长相是不是丑，自己说了不算，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丑不丑，是要拿镜子照的，没有镜子那也得撒泡尿，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镜子并不是真诚的，它们往往也有欺骗性。因为镜子后边涂着一层金属，有些涂得比较均匀，照出来的人就漂亮一些，有些涂得比较粗糙，照出来的人就丑陋一些，所以你不能相信自己从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尤其你千万不要在美容店里照镜子，他们那里的镜子都有一定的欺骗性。只有“以人为鉴”是可靠的，那么你到底丑不丑，只有别人说了算，而别人是怎么判断的呢?肯定有一些长相的偏好再加上一些内心的感觉，得出来的结论是综合性的，是因人而异的。既然自己说了不算，我多说几次有益无害，也许会落下个谦虚的名声，你说说我这样的人傻不傻?但是我说自己傻，说的不是傻，而是要懂得善良，要乐于吃亏。其实天下没有真正的傻子，而是看他是不是善良，善良的人是内心透亮的，只不过是装聋卖傻，不想揭穿你也不想伤害你而已。我这次发行的四本书，尤其是《地下三尺》，时时都在提醒人们多行善，我在书的前边有一句题记——善是一味药，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
记者：你说你的“八个孩子像农民进城一样”，堂而皇之地入住了温哥华的图书馆，能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陈仓：这八个孩子，是指我2015年在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八本进城系列小说集。书出版的时候，我自己并不自信，总觉得都是一些速朽的东西，但是后来陆陆续续有朋友，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发来照片，说是在某某图书馆看到了这几本书。收到这些消息，我赶紧跑到上海几家大型图书馆去查了查，发现自己的八个孩子在每一家图书馆都有。我非常激动，因为很多年前，有一位前辈作家告诉我，出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给各个图书馆寄几本，只要你的书放在图书馆里，那么就可以被人借阅，就有机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发现前辈指点的这条路径有一些偏差，放在图书馆的只能是资料，并不能称为历史，更别说是文学史，正确的进入文学史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你的作品必须非常优秀，接受自然的选择和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免费邮寄，都是人家图书馆自愿采购的。今年，有一位朋友去加拿大图书馆查资料，看到我的书摆在那里，她就激动得拍照发给我，对于没有去过加拿大的我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灵魂之旅。
想一想，觉得挺有意思，我勉强还出过几次国，但是我的父亲，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他走得最远的地方是上海，之外他只到过西安两次，一次是转车，一次是住院，其余全部待在山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待在村子里。所以，他对距离从来是没有概念的，很有可能都不明白从陕西到上海到底有多远。但是他的名字，他的影子，甚至是他的灵魂，夹在我的文字之间，已经走了很多地方，甚至要走向文学史的样子，这是他一个农民永远无法理解的，也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记者：许多文友都说你牛，你却说你属猪，是什么意思?
陈仓：他说牛我说猪，都是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说出来的，这之中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因为我配不上牛，没有变成一只蚂蚁已经相当幸运了。其实人和人之间，尤其同行之间，在相互打量的时候，与现实是恰恰相反的，在现实中离得越远的东西看上去就越小，大象离远了看是老鼠，老鼠离远了看是蚂蚁，蚂蚁离远了看是虚无。但是文人之间，距离往往是一面放大镜，会把对方的形象放大。比如我写出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成绩，你们却看成一头牛那么大，这之中少不了有故乡人对我的厚爱和鼓励，事实上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巨人，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把身边甚至是自己放入欣赏的视线;第二层是因为我确实是属猪的，而且我喜欢猪，猪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一是它想得很开，无心无肝的样子，明明知道自己吃得越多长得越快，就离死亡越近，但还是吃了睡，睡了吃;二是它憨厚可爱，甚至一副傻乎乎的样子，但是它心里什么都清楚明白，猪八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唐僧师徒四人中，女人最喜欢的就是猪八戒，因为他懂得心疼老婆，而且为人又风趣幽默;三是猪给人印象是脏兮兮的，其实就是喜欢在地上打滚，沾着一些泥巴而已，其实那是不修边幅，而且属猪的人有福气，能和任何人友好相处，在十二生肖里边，只有猪是百搭的，和谁都能相亲，都能搞好关系。结合起文学，我在《后土寺》里有一章是专门写在城里养猪的，城里人把猪当宠物养，而农民把猪当牲口养，当宠物养的时候，是不希望它死的，而当牲口养的时候，是希望它死的，所以把一头猪折腾得半死不活。其实猪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它代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格的分裂。
记者：今年七夕这一天，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谈谈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陈仓：今年七夕，是8月17日，我当然是约会去了呀!不是牛郎织女约会，也不是在葡萄架下约会，而是在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里与文友之间的约会。那天对我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重大，我的四本书又出生了。对作家而言，把书印出来，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样的，既是一个幸福惊喜的时刻，又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时刻。好在有四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张炜、刘醒龙、金宇澄写来的推荐语;有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阎晶明，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诗人赵丽宏，著名华文女作家戴小华，著名评论家、画家兴安，游读会董事长赵春善，以及300多名读者，前来为我这四个孩子接生。
这次首发的四本书，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家罗静文、兴安、杨新月，花费一年时间策划编辑的，共计100万字，包括40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土寺》、20万字的长篇非虚构《预言家》、4000行的长诗《醒神》、28万字的扎根系列《地下三尺》，以四种文学形式反映大移民时代的人们，如何悬浮，如何安家，如何扎根，如何寻求灵魂的安妥，提醒人们尊重土地，热爱土地上生长的万物，再造一个灵魂与肉体彼此融合的新故乡。
在首发式现场，成都文学院送来了花篮，我有老同事送来了鲜花，我的好朋友送来了一件衬衫，希望我在这一天穿得体面一些，还有好兄弟陈聪和张为良，他们是集卡司机，开着车从南京赶来。除此之外，朗诵艺术家卢红霞、民谣歌手和作家刘健，提前精心准备了节目，可是没有来得及上台。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原来8本书的出版人徐澜也赶来了，记得多年前她为了和我签约，还专门买了一双高跟鞋，以示对我的尊重，我想问一声这双鞋，几年之后你可安好?尤其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著名作家、出版人、原江南杂志主编袁敏，由于她在乌镇参加茅盾青少年文学院的作文评奖，未能出席新书发布会，但是她推出一篇印象记，回忆了她了解我、发现我、预言我的全过程。看着那篇文章，回忆起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受到那么多的人帮助，我多次泪流满面，这些泪水之中，有辛酸，有庆幸，更多的是感激，所以，我要用整个生命继续好好写作。
有读者连夜看了新书。有一位打工者说，他看哭了，像是诉说着他的生活;有一位机关干部说，刚读《后土寺》就被深深的吸引，他是从湖南小镇来到上海的，对很多情节感同身受;还有一位陕西作家前辈，对《预言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质朴，深情，痛感，悲悯，无奈，庆幸……由个体记录了这个大时代，是传世作品。”这些反馈，让我暗暗地感到欣慰。在首发式上，我又一次强调了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文字的价值所在，我不喜欢恶狠狠地揭露阴暗面的文学，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是帮助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为他们指明一条出路，起码是注入一些能量，让他们多一些生活的勇气，就包括自己一直坚持的善良、宽容、悲悯和热爱。比如遇到一个陷入黑夜中的迷路者，你反复地给他描述黑夜是如何如何黑，黑夜是如何如何形成的，黑夜离黎明如何如何远，黑夜里边可能藏有多少陷阱和妖魔鬼怪，却不给他一盏灯，不指明路在哪里，不鼓励他继续前行，那他只能更加迷茫和绝望。
我常说，文字就是我的命，更是自己的孩子，她们已经出生了，剪掉了脐带，她们就要独立生活，但是她们的命运如何，到底能够走多远，已经不由我决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祝福她们。七夕已过，牛郎和织女又会回到银河两边，我也一样又要回到新的起点，我已经在构思新作品的写作，首先是推出又一个系列，进城系列提出“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这四本书归为扎根系列，是想解决故乡回不去了怎么办?那么下一步我想书写的主题，可能是乡土文明的守护和回归。
记者：几年前，在贾平凹倡导之下，你被评为商洛诗八家之一，如今你已经成商洛的一位重要作家，你对家乡的文学新人最想说些什么呢?
陈仓：先说说商洛。商洛气象不冷不热，商洛地理可隐可现，商洛山水虚虚实实，这是自然而神奇的写作技法，而且商洛人心性善良宽厚，有吃苦受难的传统，尤其五官长相，远看像土豆红苕，近看是牛头马面，还多能通神通鬼，这是天生的作家命。更重要的是有贾平凹等前辈，像灯塔一样在远方引着我们。所以，大家要在文学这座庙里，和睦相处，好好修行，不成佛，亦成僧，不成家，便成仁。祝福我们的商洛作家群越来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