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汪曾祺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他的字也写得好，画画得清雅。《受戒》是他在六十岁写的小说，还保持了那种清新、淳朴、乡土的气息。这是不是很值得研究？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都有个人的情况，或者因为他的能量的大小问题。其实人干的东西，最后都是能量的东西。你能量大就走得更远些，你能量小很快就消失了、衰败了。一个艺术家都必须有能量。看你是一个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我觉得是比能量。
时代周报：现在回过头来想，商州乡土的气息，是不是你能量的源泉？
贾平凹：最早是以那个为根据，后来不停地扩大了。这十年写的长篇基本上还是借用那个壳子，但实际上内容已经放大了。我这十年的小说，早都改了传统的东西，不相同了。我最早写字喜欢的是魏碑，但写写就不喜欢了。那些东西我怕太过了，啥东西一过就做作了，不自然。小说也是那样。
时代周报：从气来讲，你的小说和字画里面为什么老有一种禅的味道？
贾平凹：我比较安静，比较沉稳一些，就有力量一些。所以，我的字越放大越好看，小了反而写不好。但是，安静也是佛里面讲究的一个东西。所以，各种字体能够看出这人当时的生命状态，所处的环境，包括弘一法师写的字，很安详，是写经文，必然就不一样。像颜真卿是当大官的，写字是很恢弘的气象。所以人说：文如其字，字如其人。我没见过人，我把你的字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富贵不富贵，当然富贵和穷酸不影响艺术的大小，但是当中能看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性格怎么样也能看的。
时代周报：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你现在相信自己的天命吗？
贾平凹：最后不相信也没办法的，也得相信。人到五十以后，我就说：一切都是神来安排了。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到这个时候，你的河流必然形成一个大流，有了一个大的趋势。你能流多大，能流多远，现在积这么大的水，将来肯定能流更远些。你到五十来岁，水只有这么点，那肯定流一点就干枯了。所以，能把握这种往前发展的趋势，就是知天命了，实际上就是知道能量有多大了，还能创造些啥东西，心里有一个榜样了。
时代周报：商州、西安、陕西、中国以外，你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吗？
贾平凹：永远充满一种好奇，谁也看不透这个东西，你才可能走上艺术这个路子。你如果啥都不管，只关心你屋里老婆啊这些事情，那你不是干这行的。干这行，有时觉得荒唐、可笑得很。
时代周报：中国近三十年来，很像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三十年的变化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的文学艺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何出现一种新的气象？
贾平凹：这个社会在巨变，各种思潮、各种观念一块都来了。各种外国的东西都过来了，国人如果说在文学、艺术上有野心，肯定关心和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一些东西。如果只是埋头满足于这一幅字、一幅画能卖多少钱，当然不会关心这个事情了，不管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那样我估计也弄不成个啥。
时代周报：我来西安之后，回想汉唐时代中国跟世界的交流是很有气象的，也许那时候就有“世界之中国”的意识。今天国人应有更开阔的视野。
贾平凹：一个国家强大以后，人的意识才能想到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人穷得要命，家里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可能考虑更多周围的事情。像美国现在不但关心地球上哪里发生什么事、什么矛盾，当然要以维护它的权威为基本条件来管好这个事情，同时也是在管人类出路的问题。因为整个人类出现困境，不光是艺术出现困境。艺术的困境实际上是人类出现了困境。人类出现困境，美国和欧洲一些人，在整个世界目前这个水平来看人家还是先进的，人家是考虑更多，是要管地球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要考虑人类出路，才走得远，到火星或者是月球。国家强了有这种意识：怎么解决人的环境污染问题，人类最后出路的问题。表现在文学、艺术上，美国的影视上经常都是写人类未来，或者是和外星人怎么作战。反过来看咱中国，中国人由于长期比较落后、贫困，顾不得管周围的人，只管自己吃、穿，怎么发展。当然慢慢才觉醒，这样中国的文学、艺术容易写现实，但是又不敢，又要表现祖先也挺厉害的，所以是回顾历史，影视剧、文学不停地写秦代、汉代、唐代。经济发展、国家强盛，人才能开放自己的意识。我经常讲，在文学上一定要有现代意识，现代意识实际上是人类意识，地球上这么多人，大多数人在想啥，大多人在干啥，咱应该追寻这个东西。当然追寻中可能发现你好多不对，再去慢慢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腐败问题，这些问题和人类大多数的想法、做法的不一样，所以就不停地要纠正和改进咱的这些毛病。文学艺术基本上还是依附在经济上。所有艺术都是吃饱饭以后产生的东西。（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