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即使有概念，也是读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在成亨酒店曲尺形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那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呢?还不够买半碗酒或半碟茴香豆的。但康熙时代的一文钱，请别小看，还真能救救穷人的急。据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这是什么价钱?几乎就是白送了。与此相应的，是康熙时代的米价，最低的时候，二文钱可以买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够升斗小民开灶升火了。
当然，康熙时代并不都是这样的低物价。康熙年间的自然灾害还是蛮多的，一有天灾，物价就上去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功能有关。社会功能差，自然灾害就多。元朝的社会功能极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灾害极多，一个接一个，明朝末年，也是类同。即使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自然灾害，加上北方地区的瘟疫，已经把崇祯皇帝搞得焦头烂额，明王朝的国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熙初年，也不乐观。水灾，连年的遭灾，江南还发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送鬼神，此来彼往。松江府的疫情极大，棺材店货源断档，有人死了六七日还买不到棺材下葬。
一直熬到康熙八年，情况才好一点，收成不错，米价应声回落到七钱银子一石(150斤)，也就是一升米六文钱左右，相当低了。对照雍正、乾隆年间的平均一两银子一石米，是绝对的低。康熙在位61年，七钱银子一石米，是他统治期间的平均米价。
影响康熙年间物价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国初期所无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白成余部的战斗，与南明小朝廷的战斗，还算是小的开销。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平定三藩的战争，前后八年。然后是对台港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开销了，都要耗费大量钱财。“三藩”之乱，反映在国家金融上，银特别的贵了，钱特别的贱了。按正常的银钱兑换比例，一两银子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受市场物价的波动，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换代的仗，社会心理受到颠覆，1000文铜钱只能换银五钱、四钱、甚至三钱，老百姓都把银子藏起来，静观时局的变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宝变得不那么值钱，物价腾腾腾的就上去了。
但这段时间不长，康熙皇帝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表达和维持了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消费崇尚节俭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时的耶酥会传教士叫鲁日满的，在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个极细心的人，留下了一本从康熙13年到康熙15年的账本，很有意思。从很多生活细节上，告诉了我们苏州一带的生活水准和人情习俗。
鲁日满先生是用英制的“磅”来记账的：“买3磅牛肉：130文。买一磅糖：80文。买一磅面粉：13文。买一磅羊肉：55文”。为了阅读与比较的方便，我将英制的磅，根据“一磅十二两”的比例，折算成中国的斤两。换算的结果是这样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但我们仍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便宜还是贵了？幸好，他还记录了优质大米的价格，我们就有办法测算出康熙年间的真正物价来。有一次，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作为一份救济品，共花了他0.45两银子。这一年，一两银子高的时候能兑1771文，低的时候也能兑1637文，笔者取一组七个兑率的平均值，是为1680文。所以这位传教士买了5斗优质大米，也就是75斤，相当于花了756文钱，平均一斤大米为10文钱。
这样，就可以换算了。康熙十四年的牛肉价格相当于6斤优质大米，按现今优质大米为每斤2.0元计算，可以得知，康熙时代苏州人消费的牛肉为12元人民币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