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类案件，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坚持依法从轻处罚。”朱艺枝告诉记者，具体审理因讨薪引发的抢劫案件时，如果农民工抢劫的数额略高于应得工资额的，可定罪但不宜过重；抢劫的数额远远高于应得工资额的，在扣除应得工资额后定罪处罚，但也不宜过重；用工方存在明显过错的可减轻处罚。
据朱艺枝介绍，如果此类案件对社会危害不大，被害人也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法官一般会建议判处缓刑。“我们认为，这种处罚结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每办结一起这样的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感谢法院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同时，表示今后一定要学法、知法、守法，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不少被害人也对自己的欠薪行为进行反思，主动要求法院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
轻判引发争议
法官称并非因身份减免处罚
朱艺枝没想到，他们的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
“不能因讨薪就从轻判处刑罚，社会不能鼓励采取极端的方式来索取债务。”一种声音认为，农民工讨薪的行为虽然值得同情，但不能因这种行为而损害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比如采取人身监禁、暴力等方式。在个案处理上，法院有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权，肯定会考虑到情节，但从轻判处刑罚的后果，有可能引发其他农民工的效仿。如果对该群体的犯罪行为在定罪、量刑上有特殊照顾，就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朱艺枝认为，农民工因讨薪引发的犯罪具有明显的“自救”性特征。这种“自我救济”式犯罪大多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纠集一帮同乡、亲友去老板那里讨工钱，遭拒绝时可能发生砸东西和打架斗殴的行为，严重者将构成侵害公私财产罪或聚众斗殴罪和故意伤害罪；还有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将单位的产品、原料、部件或生产工具偷出变卖，“自我兑现工资”，构成盗窃罪；再就是以暴力对拖欠工资的老板及其家属进行直接的报复，严重者常常酿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以及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
“农民工是弱势人群，如果是初犯，而且情节轻微的，在适用刑法时应尽量宽容。”朱艺枝说，法官在决定量刑时，既关注侵害结果，也充分考虑人情事理与社会效果，并不是把农民工的身份作为减免处罚的理由。“宽”的侧重基点在于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更多顾及了刑法的社会效果。
法制日报郑州3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