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9点，艾尔肯与同伴们骑着三轮车，到东直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地贩卖，常需要骑行30至40公里。午饭吃自带的馕，或是到拉面馆吃碗拉面。
夜晚9点，他们相约返回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家，由于收入微薄与租房困难，多是四五个人，挤在10平米大小的小屋或地下室。租金500至800元，大都破旧、潮湿，且无法供暖。
艾尔肯常要在寒风中站上一天，他被城管抓过十多次。每次车与切糕被一股脑没收，需要缴纳300至500元，等上15天才能取回。
对于艾尔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在于语言。每次当他站在街头，用蹩脚的普通话叫卖时，人们总会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
与顾客讨价还价，直率却口讷的他只能挥舞着手比划，这曾经吓跑了一个小女孩，“很难受。”
艾尔肯初中时的汉语课老师，自己的汉语就说得磕磕巴巴。如今，克孜勒博依乡学校的28个汉语老师，也仅有15个是汉语专业毕业。没有足够的汉族老师，是老师阿衣努最大的担心。
偷窃与强卖的确在一部分人中存在，而对辛苦打拼的艾尔肯们来说，较低的文化水平与生活阶层则是这个群体的形象滑向负面的加速器。他们不善言说、传统习惯与内地迥异、难以或者干脆不愿沟通导致新疆农村年轻人很难在内地被接纳。
“玛仁糖”呢， 渗入唇齿的香甜呢？
依靠卖切糕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艾尔肯帮助父亲治好了胃病，还娶了媳妇儿。
如今在喀什街头，仍随处可见到切糕。在发源地，切糕保持着朴素而原始的售卖方式——商贩们将切糕切成2厘米宽的大小，整齐摆放，并按照不同的干果种类明码标价：核桃7元1块，杏仁5元1块，瓜子、花生等则1元1块。
然而当切糕进入城市，却发生了奇异而微妙的变化：原先的切糕，均是使用云南个小仁白的核桃，再用木板压得紧实。最近几年，每斤核桃由20元涨到了45元，制作者只能使用花生代替，只在表面铺一层薄薄的核桃。
切糕的利润随之降低。吐尔逊已经在广州卖了近6年切糕。据他透露，400斤的切糕，按45元钱一斤的标准，最多能卖1.8万元。按照原料的优劣，其成本价格则在两千到五千不等。最多时，吐尔逊在4个月可以赚8万元。
吐尔逊和他的同伴们，也学会了迎合城里人的口味的喜好，用葡萄干、果仁等在表面铺展成花纹，“城里人喜欢花哨的”。
最大的改变则来自售卖方式。由于终日游走、东躲西藏，将切糕切成小块不再便于搬运及保存；相较南疆百姓而言，城里人显然更具购买力，“一小块一小块地售卖，赚钱太慢”，依据顾客需要来切割售卖遂成习惯。而这一售卖方式随之又被那些不愿在寒风中耐心苦等的同乡“发展利用”了。
依靠卖切糕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艾尔肯帮助父亲治好了胃病，还娶了媳妇儿。
和吐尔逊一起在广州卖切糕的来自和田的阿卜力甚至学会了抽烟。这群年轻人还常常骑着改装的三轮车，轰鸣着逆行在城市主干道的快车道上，“这看上去很酷”。
但是那糖稀裹着核桃的“玛仁糖”呢，那渗入唇齿的香甜呢？没有了，它们现在只有一个硬邦邦的名字：“切糕”。
艾尔肯感到失落：他们的货物日益令“城里人”谈之色变——分量足，价格高，小小一块就价钱不菲；另一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强买强卖，破坏了规则。
2011年，艾尔肯还是放弃了生意，回到了家乡。家乡已经在缓慢地改变：2010年5月，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大量的援建项目随之进入。
2011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来到伽师县一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工现场，和当地干部交流了伽师县的民生建设，也谈到了他的忧心和焦虑：“任务很重，我经常为此睡不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