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 （姚怀亮）
二黄唱红商洛的历史原因(续)
不可否认，旧社会戏班之间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在对台戏演出中，各个班社都必须有自己战无不胜的拿手绝活。为了“赢台”，“雒镇派”也演出了许多出奇致胜的、血腥味较浓的剧目，如《九更天》马义所滚的钉板，《铡美案》中所用的铜铡刀，以及“耍獠牙”“掏肠”“腰斩”“断身”等特技演出时所使用的机关巧妙的菜刀、剪子等彩头道具，以增强临场的感观刺激，后来业界多以为其恶劣不屑，故不再应用。但“雒镇派”传统戏《九龙峪》中，余化龙会战重阳女的“标叉”一场，历来却是观众百看不厌的武打戏，属于“雒镇派”享名陕甘的盛誉剧目。余化龙所使的“钓鱼叉”系由铁器打造制成，上拴三五铁环，撞击时哗哗作响，叉头系有醒目的黄表纸或红绸丝带，上下翻飞时丝带随风飘动，容易吸引人眼珠。该剧武打动作设计巧妙，演员表演逼真，双方配合默契，技艺高超，场面气氛紧张，能屏人呼吸，斗狠处能令人瞠目结舌。因为道具系真铁制就，表演者一定要眼明手快，把握准确，万万疏忽大意不得。有山阳艺人武大器(饰余化龙)、李大壮(饰重阳女)者，擅演此剧，获誉颇多，可惜今已不传。《辞海》所言“雒镇派”着重武功，大概是由此戏而起的吧。
对晚清以来民间广泛流传的二黄传统剧目，如何批判、继承和发展，当时西安易俗社提出了“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开发民智”的科学主张，并将传统剧目分类排队，区分为“可改”“可取”“可去”三类，对之进行改良，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民国二年(1913)商州“逢源合”戏班箱主张和亭即决定向西安易俗社学习，将由其父张庆焕于光绪三十年(1904)创办的戏班更名为商州“易俗社”，并且废弃历史上长期存留在江湖戏班里的一些陈规陋俗，在社内试行新型的学社体制，改革旧班社中师徒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创立学校制的戏曲基础教育体制，重视学员的文化教育和艺术基础课培训。新建的规章制度，虽不如西安易俗社那样完备健全，但多少也体现了新的戏曲改革精神，这在“五四运动”之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由于培训制度严格，训练扎实，后来由这家剧社出科的学员挠生娃(牛青山，商州人)、元娃子(吕元民，商南人)、更娃子(刘德才，商州人)、金双庆(镇安人)等，皆成为商洛各二黄戏班的扛鼎艺人和骨干演员。
民国二十年前后，商洛各县的秦腔班社迭次涌现，受众群体尤以商县、洛南以及龙驹寨周边地区为多。影响较大的有商县大荆的“石佛爷戏班”，商县落旗河麻春芳等所办的“十大股戏班”，洛南陈茂的“茂盛班”，以及后起的“同泰班”“同乐班”“忠义班”等。这些剧社大多以移风易俗、改良秦腔为宗旨，吸收了一批著名演员，或从事于舞台演出，或着眼于培养新生，相互之间既交流学习，又彼此争奇斗艳，各自显示特长，使二三十年代的商洛秦腔舞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秦腔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以致逐步地压倒了往昔主盟商洛剧坛的二黄戏。
1941年，由商县士绅王廷飏、王寿亭、王松寿、张少亭、侯自安、王少卿、赵立喜和山阳艺人武振发等共同发起成立“抗建剧团”，该剧社在剧种选择上仍坚持以二黄戏为主，在团务管理方面力主取缔江湖陋习，仿效西安易俗社订立社内各种规章制度，如严禁艺人参赌吸毒、外宿酗酒，提倡德艺双馨、奖勤罚懒等。人员薪酬一律按底分破账，依功加以临时奖励。业务指导上，重视基本功训练和历史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团风正、阵容强，社会影响好，借商县城内山西会馆首次实行售票演出，观众踊跃观看，盛况空前。主要演员，净角有吕庆华、吕元民、武振发，须生有牛青山、陈胜志、刘志盛、孔海山、辛同焕，旦角有吕耕山、张胜华、赵建中、卢鸣才、卢树林，丑角有李长禄、张庆鸿，生角有徐有宝、韩志州、贠同三，老旦有来娃子等。文武场面有张崇贵、姜新海、宋启贤和徐建邦等。可谓是行当齐备，名角济济。结合抗战形势需要，为了提高民族士气，这家剧社还自编自演了几部抗日救亡戏，可谓是二黄现代戏在商洛演出的肇启和开端。由上述事实可见，“雒镇派”在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戏曲改良道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