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国后，山阳剧团的坚守和努力。这家剧团曾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二黄的复兴创造出一段中兴气象，虽然其后因为演员断代等原因呈现的落寞状态，但依然肩扛着商洛二黄“雒镇派”这面金字招牌，使之没有倒下，还是功不可没。
抗日战争期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民间二黄戏班纷纷解散，使“雒镇派”汉调二黄演出活动呈现萧条景象，唯独商县城内有“抗建剧团”在勉力支撑。还有1937年由镇安云盖寺宋子洲创办的“安乐社”，一直活跃在镇柞的大小山沟里，并到过四川的万源、城口、通江和湖北的郧西，以及本省的石泉、汉阳、旬阳、紫阳、白河进行演出。为了班社的生存，宋子洲甚或变卖掉自家的土地，倾尽家财。但这时民国的镇安县长袁德新借口要“肃清地方社会治安，防止奸民借机破坏”，下令取缔全县所有庙会，严禁戏班演戏，迫使活跃一时的“安乐社”自行散体。与此同时，柞水县长贾志璞也贴出公告，说“国难当头，禁止演戏，倘敢故违，加倍惩罚，其各遵递，免受拖累”云云，柞水境内各戏班于是停演。镇安、山阳各班也不敢前往演出。临近解放时，国民党部队占据了商县“抗建剧团”的演出剧场，使剧团无法演出，艺人们被迫散班，各讨生计，剧团名存实亡。
为了保留“雒镇派”二黄的文化之根，1955年5月商洛行政专员公署决定重建以演艺二黄戏为主的“商洛新生剧团”，将流散在社会上的一些著名艺人如张庆鸿、吕庆华、陈胜志、武振发、吕耕山等皆吸收入团，重新点燃起汉调二黄在商洛地面薪火传承隆替赓续的希望。但是，随之而来的全国“戏改”运动，在提高广大戏曲工作者对党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政策的理解执行能力，使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的同时，也给二黄的复兴造成了新的冲击。“戏改”的中心内容是“改人、改制、改戏”，“改人”是要帮助艺人们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思想改造，“改制”是要改造旧班社中存在的不合理管理机制，“改戏”是清除戏曲剧目和舞台艺术中的有害因素。然而，“戏改”要求把戏剧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一些民间戏剧活动被认为是内容反动腐朽落后，或是与党的现行政策“有抵触”而遭到禁演，一些艺人因为沾染有旧社会带来的旧毛病旧习惯而被赶下了舞台。所有这些都给二黄戏日后的成长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禁锢和极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专业剧团的高度国有化，也对民间戏班的成长环境形成了很大的挤压。因此，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已少有民间二黄戏班在商洛城乡的活动记录。
1957年5月，因为商县城内已拥有两家专业剧团(另一家是商洛地区文工团)，因此行署决定将“商洛新生剧团”下放移交给山阳县管理，更名为“山阳新生剧团”。1958年12月，镇、柞二县合并，柞水县剧团随之并入镇安县汉剧团。镇安县汉剧团前身是1956年秋在该县老二黄戏班“安乐班”和“三胜班”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群众剧团”，老艺人多，文化底蕴厚，挖掘、整理、排演的大型汉剧传统剧目如《麒麟山》《八义图》《火烧绵山》《下宛城》等，一经重新出演，即受到城乡观众欢迎。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商洛境内出演汉调二黄的专业文艺表演团体就剩下山阳、镇安两家剧社了。虽说这两家剧社皆僻在山陬，远离商洛的文化艺术中心，剧种的覆盖区域也较前大为缩窄，观众群体的拥有量已大不如往昔，但当时专署领导层出于现实情况的调度安排，总算是为喜爱二黄剧种的广大商洛戏剧观众保留下了两块可以让其继续传播、流行和发展、提高的“梨园胜地”。以致后来，迄至目前，历代无数艺人们呕心沥血、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汉调二黄“雒镇派”并没有偃旗倒下，金字招牌仍然熠熠发光，端赖于斯举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