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舆情分裂，不好的作品没压力。舆论界面对“不好”的公共艺术也还总是见仁见智。明明很丑的雕塑揭出了竟会出来另一派的辩护声音，平庸的作品于是总能安全地躲在相峙的舆情下不断涌现。
公众(人民)本来是公共艺术的法理上的建设主体，但它被抽象到没有立项权。纳税人被分解成活生生的个体时，谁也不自觉自己出了值得当真的钱，拥有可以当真的发言资格，便拱手让出表决权，让舆论去代表(在美国一些州，如果要建造一处公共艺术，除了专家委员会要审定，还得征询每一个从自家窗口看得见该“艺术”的居民的同意，不签字意味着不同意，可致一票否决)。电视、报刊、网络无暇旁顾公共艺术的跟踪或较真，“不好”的公共艺术得以轻易立足，杂草丛生，也怪舆论剪草不力，更不好的是，很多低品质公共艺术出现时，公众、舆情多数失语、少数夸赞。竟能造成颇受欢迎的错觉。
六、“二主”终裁，甲方说了算。某项公共艺术建在谁的地面，谁出的钱，谁才最终决定其主题、形态、风格、体量、材质、朝向甚至取名。把公共艺术当活的艺术家，懂得要紧的是让“地主”和“财主”满意。甲方貌似代表公众，强势推动不少低俗的定制。(在发达国家，公共艺术建造资金或通过社会募捐。“百分比”法定提取，由专家委员会结合社区代表意志支配，方案可以不受制于甲方，只对社会的有效监控机制负责)。“不好”的公共艺术不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安身。
七、管理机制不健全。中国几乎没有公共艺术的职能管理部门。一种“城市雕塑委员会或办公室”代司其职，一般归于建设系统。但由于公共艺术的跨界因素，市政、交通、园林、文化、宣传、街道、校园、企业也可以基于“二主机制”偶尔强力作为，这个常设于多数省市的机构往往处于空转状态。更有的城市职能部门，经不起利诱，直接或间接介入公共艺术工程。有的政府性质的考核发放“执业资格证书”，事与愿违地给许多能力水平堪忧，但出得起发证前培训费的人发放了“政府”许可。有的跨界别部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多数成员经常兼为投标人，他们既是裁判也是运动员，专家身份成了自己揽活的招牌利器而根本没有代表的中立性、公共性。更重要的是，公共艺术没有续存管理机制，一经立项，则默认为百年大计，没有寿命预估而量“命”投入，建成以后疏于养护、维修、揭幕剪彩即开始中衰，每况愈下，让后来的观众只能面对其旧态。
八、公共艺术精品正面临全球性枯竭。任何国家都能举出几个好或坏的公共艺术个案。整体的情况是欧美发达国家好的公共艺术的总量要多些，非洲、南美洲国家的都会城市出现好的公共艺术的比率最大，甚至超过欧美。而中国是不好的公共艺术比例最高的国家。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启示我们，公共艺术求好的秘诀就在于控制总量，宁缺毋滥，精益求精。事实上，欧美国家基于社会产出机制调控做到了这一点，非洲南美国家因为资金短缺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公共艺术在相对休眠的城市建设中的长期待业，国际上的公共艺术家十分羡慕中国同行的“活源”——美术学院的进修生也不愁没公共艺术的活干。全球性的情况是，公共艺术的需求剧减，而中国的公共艺术供源无限扩大，世界上的公共艺术家都成中国公共艺术的智库储备。但他们往往难解个中深味，不服水土，只能眼馋中国同行。中国公共艺术创作群得益于某种攘外机制，没有像建筑界那样失守自己的垄断。负面的结果是，一些拥有专业实力的雕塑家，逐渐因为活多作品多而滚雪球一般建立起权威，成了中国各地重要公共艺术项目的主要供源，导致大量的自我重复和地区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