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王宏绩 田亚历）于右任青年时期被誉为“西北才子”，血气方刚，常观摩前贤业绩，在苦闷中探索真理，誓作巨贤以济民众。当时兴平县知县杨吟海(宜瀚)久闻其名，托人聘他为两个弟弟的教师。杨是四川名士，曾从军新疆多年，在兴平县任内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风甚佳。于公与杨知县宾主相得，常长夜阔谈，杨知县向他介绍西北边陲一带的历史及现状。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杨知县调升商州知州，便聘请于为商州中学堂的总教习，二人联袂到商州赴任。于公当时只有25岁，思想先明，言行敢逆清廷。
于公7岁至21岁持续习读，成绩优秀，曾入陕西中学堂受名师训导，获知甚多，所以对办教育胸有成竹，业务精通。于在商州中学堂工作将近一年，锐意整饬学风，严格考试课业，敦请名师讲授，潜心培养学生，教化当地民众，启迪新意，不出半年，商州中学堂声誉日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州第一学堂。
好事不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适逢会试，春闱改在河南开封举行。于右任把商州中学堂的校务委托给同窗好友李仪祉和茹欲立(其生平见后)代理，自己到开封应试。
1904年2月，于老由商州启程赴汴应春闱，道经洛南谒恩师张淑澜县令，并与张公告别。次日，赴潼关经石门镇会老友云程公(清贞元)，留一日即向开封进发。于公后对程公之子廷柱(后为国民党一名将军、书法家)不断提挈关照，交往较深，曾付对联一副：“风云未展康时略，天地能知许国心。”廷柱视为传家之宝。于与洛南冯新民先生也有交往，为冯写过一个轴心：“仁、义、礼、信于他，存之若货财，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荀子语)。”于公被誉为近代书法大师，工魏碑、楷书、行书和草书，创“标准草书”，书迹开张雄逸，含蓄朴厚，别具一格。抗战时期，于公为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保安处中校科长、出生于洛南县城关镇陶川村一书香之家的陶可行写过“江山澄气象，冰雪净聪明”一副联语，至今还保存在洛南县博物馆。
1904年初，于公在商州写诗一首：“不会做天莫做天，不是阴涝就是旱。请你下来我上去，风调雨顺过几年。”讽刺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因此招来灾难。于在汴应试时获悉清政府通缉捉拿他，遂逃匿至上海。
于公任商州中学堂总教习仅一年，但给商州中学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他日后以教育兴国播下了思想种子，对他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创立复旦大学(又办台湾复旦中学)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他闻名于世，商州教育之始也受荫福，历史永远记载着这光辉的一页。
于公离开商州中学堂，不是草率走之，而是委任了有真才实学的李仪祉(1882-1938，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为总教习，这又证实了他办教育的认真负责精神。
于公一生都在实现着“以教兴国”的思想。他说：“予自陕西回沪，极欲投身教育界，但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他还说：“失败之后，回念生平，非敢言觉悟也，因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于公任国民政府驻陕西总司令期间，下设教育部，创办“中山学院”，在他的主旨下陕西首先提出“教育社会化，教育革命化”的口号，规定4月13日为“陕西教育革命节”。正因为如此，陕西的平民教育是全国搞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于公所办学校，实绩显赫，在大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不仅培养了大批的共产主义优秀战士，为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而且还创造性地对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探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