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谢云涛）7月30日，新华社发布通稿称：我国将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龙生龙，凤生凤，土老鼠生的会打洞”时代一去不复返，“商品粮”从此作古。
等级观念的封建遗风在我国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隋唐宋元明的地主阶层、清朝的八旗子弟以及刚刚废除的以“农业”“非农”为标志的“商品粮”户口，那绝对是一张充满不平等的门第标签。
我对高高在上的“商品粮”认识始于初中。我的小学是在山村小学读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农民子弟，未曾有过“商品粮”一说，但我家族有人属于这个阶层，我的小叔和另一位堂叔都去当兵，后来就吃上了“商品粮”。上了初中后，我有一个男同学和四位女同学是吃“商品粮”的，排座位、课外劳动、辅导作业老师处处照顾有加，使我对吃“商品粮”的那种天生的高贵身份有了更直观的体会。老师告诉我们，你们要好好学习，考上中专，也跳出“农门”吃“商品粮”。
原来，拥有“商品粮”户口可以不用好好用功，即使考不上大学也可以有体面的工作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他们从一出生就有国家配置的粮票和生活费，那时一般工人可以直接接班，甚至有的干部也可以接班。上了高中之后，人家“商品粮”买啥饭吃都用粮票和少量的钱；而农业粮必须足额付出相当于人家“商品粮”的二倍的价钱，因此把粮票比喻成第二货币一点不为过。大约上高二的时候，我拜读了我省著名作家路遥先生的《人生》，那个小说就对于“商品粮”“农业粮”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同为“农业粮”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命运居然也因为男主人公身份的改变充满悲剧色彩，据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农村青年只有参军当兵才有“农转非”的可能，之所以只是“可能”，是因为只有在部队立功“提干”后才能吃得上“商品粮”，如果没有提上干复员回家，则依然是面土背阳的农民，所以当时一个农家子弟参军后，家中立刻媒客盈门，但当他复员回乡后，退婚的女家不在少数；同样如果他几年后在部队当了干部，毁约退婚的“商品粮”也不在少数。平心而论，多数人并非提干后看不起村姑，而是“身份制”规定子女的身份必须随母亲，如果践约与农家女结婚，今后子女仍是“农民”，为此，生出一出又一出悲剧。
“商品粮”如此的优越，还表现在政治权利和人的生命价值的不平等，过去的选举法还规定：“按照农村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有关法规规定在处理各种已故人员的事故时，“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由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大高于当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所以必然造成“同命不同价”的状况。
其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废除“商品粮”制度是一种趋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破除城乡两元结构模式的探讨不断，但大家都致力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的破冰，随着国家取消了粮票和粮食控购指标，户口政策也出现了松动，有的人花费若干金钱买来一张“商品粮”身份，可惜并无多大用处，因为好多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大家一视同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好多农民工开始在城里置产买房，但仍摆脱不了“离土不离乡”的境遇。随着社会的正义和公平越来越步入正轨，原有的户籍政策已经逐步打破，到了现在，“商品粮”国家层面的政策正式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