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法院的判决书不向社会公开，与此相联系，有关当事人得到的判决书也往往是语焉不详，办案法官套用着固定的公文格式，如在认定某人有罪时不经推理就断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辩护人的辩护和被告人的辩解，简单地以“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打发了事；而在一些减轻刑事责任的判决中，也同样看不到具体理由，一句“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让人不得而知。
这样的判决书，不管当事人有罪也好，无罪也罢，总之是很难服人的。一方满意，另一方却忍不住要猜测：法官是否被对方拉拢了？
正因此，我们看到，在法治先进国家，判决书要讲理，且要公开，成为一条通则。一份判决书，即是一篇立论严谨、说理透彻的优秀论文，它不仅要面向双方当事人，还要通过出版、上网等途径，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显然，这对增强判决书的公信力，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是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的。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曾提出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但为何几年下来，进展不快呢？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法官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有的法官不仅法律知识不够，文理逻辑也欠缺，难以完成说理的任务。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有的法官专业素质很差，所以不敢对外公开文理不通的文书。”
二是个别法官做贼心虚。有的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存在腐败现象，只好玩文字游戏，遮遮掩掩，不敢详细申明。
三是现行司法体制的制约。在不少案件中，审理案件的法官对案件没有最终决定权，而是要通过请示汇报，甚至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这样当审案法官写判决书时，自然是言不由衷。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担心取消这种请示汇报和审判委员会断案制度，将不利于防止办案法官的腐败，我认为，防止办案法官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强化判决书的说理、公开判决书。
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当一份判决书再也不能含含糊糊，再也不能作为内部文件保存时，想想看：哪个法官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昧着良心断案？当他在判决书后署上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一定清楚：这份判决书将被公之于众，收藏进各大学的图书馆，学者和学生们将去引用它、讨论它，记者和其他的人们将去查阅它、评论它。此时此刻，只有那些无愧于公平和正义的法官，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心安理得地说：这是我基于自己的学识、道德、信念和勇气，在法律适用的荆棘丛林中，小心谨慎地求证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