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姚元忠）分粮是农村大锅饭时期的产物，离现在越来越遥远。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完全属于“古经”。
分粮与夏收、秋收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有牵连。成熟的夏粮或者秋粮先由社员统一收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进行脱粒。脱粒后粮食就堆成小山似的，然后按社员一年所得的工分和家里的人口进行分配，但工分分粮的比例要占70%，而人口分粮的比例仅占30%。那个年代尤其讲多劳多得，社员主要靠工分吃饭。
回忆起分粮，我的眼前至今会浮现出几个“关键人物”：一个是组织分粮的队长，另一个是算账的会计，还有一个是保管，是分粮掌秤杆子的人。除了这三个“关键人物”还有几个帮手，如两个人向箩筐里揽粮，或男或女；还有两个人抬箩筐过秤，并且在秤后抱起箩筐向社员的背笼或者挎篮里倒粮。这些为分粮服务的人都给记工分，所以除了队长、会计、保管无法轮换外，其余四个人一般都要轮换着干。
分粮总是披星戴月，甚至搞得通宵达旦，这是我至今想起来都很恼恨的事。然而在当时确实没有好办法。白天社员要在田里“龙口夺食”，只有晚上才能分粮。分粮是不需要浪费日光的，只需要在场地里点着几盏明晃晃的马灯，挂在周围的高树上。脱粒结束后一般就到了零时，分完粮往往半夜鸡叫了。社员们只睡两三个小时，就又要忙碌新一天的收割，那个大集体时代就是这般的苦。
然而再苦社员们都很兴奋，一年到头不就指望着分粮嘛！大家瞪着牛眼看着白脸会计哗啦啦拨着算盘珠子然后喊出谁家分多少粮。那时，没有劳力的家庭如干部家属就有点像龟孙子，生产队里会常有人骂他们分得不要脸。而我们家恰是龟孙子之一，我父亲工作在外，我们兄弟三个年小又在上学，只有我母亲一个大半劳力(女劳力只记8分工)，每次分粮不多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但令人生气的是，每次分粮的顺序都是先给有劳力的户分，最后才给我们干部家属家分，让我得熬到深夜。我们好像做了贼似的，只能忍气吞声。因为急忙轮不上分，瞌睡虫就来了，只好躺在装粮的背笼上，呼呼睡起大觉。等有人喊我们家的名字时才爬起来，摸摸脸上已是湿漉漉的一层霜水。
但也有没瞌睡的时候，那是分玉米。分玉米前要进行撕玉米壳子的劳动，这种轻松的劳动我们小娃子也能干得了，参与进去心里便有了劳而有获的光荣感。然而更为有趣的是，撕玉米壳子的时候场地里会烧起几堆熊熊大火，不是取暖，而是为了让大家烧那些没有成熟的玉米棒子吃。没有成熟的玉米棒子我们那里叫“花米子”，烧起来香味扑鼻，又嫩又甜，凡是参加劳动的人都可以随便吃，萌芽似的“共产主义”刺激得大家的牙齿格外地欢快，劳动的手不用说也很带劲。遇上这种场合，大家都会吃得肚儿圆，但屁也四处放得山响。场地里就臭气熏天，有人就骂谁的肠子烂了怎么这样臭啊，但场子里会更加的热闹。
分玉米棒子常常会闹出纠纷。因为棒子有大小，在粮食堆里不可能搀和得很匀称，所以倒霉了就尽分些小棒子，在乎的人会把向筐里揽粮的人一顿臭骂，甚至将分的粮生气地倒回大堆去让重新分。这时候，队长会发挥协调作用，熄灭双方的火，找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但“熄火”是暂时的，完全靠分的口粮生活的社员，怎能不计较呢，他们往往为此积下怨恨而久久不解。
那时候我是最怕熬夜分粮，原因是第二天上课老打瞌睡，没少挨老师的教鞭敲脑壳。好在不久就包产到户了，改革开放让集体分粮消失而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