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纳税后发现新遗产。只要不是继承人故意隐匿、转移遗产以逃避税收或降低税率档次，立法上应当允许继承人再次申报新发现的遗产，新发现的遗产应计入遗产总额中纳税。
其五，司法救济。纳税人如果对税收征管机关确定的纳税额或强制措施不服的话，可以要求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进行司法救济。
其六，合法避税和限制。在制定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同时，也应当允许财产所有权人在生前合法避税。比如，投保人为受益人购买投资性保险、储蓄性保险等，对此，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从这种保险中所获得的收益应交纳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又比如，信托人将财产交给信托机构，使信托财产的收益归受益人，对此，在立法上可以规定，该信托财产在允许继续信托的年限内，受益人所获得的收益应缴纳一定比例的个人所得税，超过这个年份，该信托财产应当更名，更名时缴纳遗产税，这个年限不应当超过信托人死亡后的10年。
其七，无主财产管理。对于无主财产，在收归国有之前，应当实施委托信托公司进行信托管理，信托人可以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税收征管部门对信托收益进行征税，余额在再进行信托，直至确定为无主财产。
其八，税收成本。从国际情况来看，一般遗产税征税的成本比较高，特别表现在调查、评估、清算核算等方面在美国，遗产税征税的社会综合成本为1：0.65。因此，遗产税征税必须考虑使用司法手段（遗产法院）和社会中介代理机构（律师、公证、认证、遗产评估），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其九，海外财产征税。应当根据海外财产所在地的法律和双边、多边国际协定办理，避免遗产税的双重征收。海外财产的获得，应当根据财产所在地的法律文件、公证或认证文书办理。